諜海憶舊(37)_魯特·維爾納

三七

　　到達莫斯科不久，我在阿爾巴特街大樓裡等了安德列好長時間。我遇見一位德國同志，他也是赴安德列的約會的。我們的交談頗為謹慎，像所有的地下工作者一樣，我得知這位同志是我同一宿舍的格爾達的丈夫。第二次見到他時，我才瞭解到他的經歷。他和格爾達越過大洋到一個殖民地國家去一道工作。在船上格爾達愛上一個英國警察下士，她說自己沒有這個男人便無法生活並且自殺未遂。在這種情況下她丈夫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獨自一個人返回莫斯科。

　　在我的工作中，也發生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低級趣味小說中的故事。

　　我到達之後，安德列立即送我去黑海邊的阿路普卡度假。卡洛什現在直接在安德列領導下工作，他負責為外國同行處理一切技術性事情，他把我送到火車上。卡洛什是個安靜而謙遜的人，從不過高估價自己的能力，但是人們總能感覺到。他是一個可靠的老布爾什維克。

　　我在阿路普卡一家療養院住了四周。我們20個女人住在一間大寢室裡。我結識了許多可愛的蘇聯婦女。從阿路普卡出發，我乘車去拜訪女作家貝爾塔·拉斯克，她當時住在塞瓦斯托波爾或者亞爾塔。她丈夫在那裡當醫生。在1924年到1928年之間，我常常與加保·列文和海因茨·阿爾特曼去她家裡拜訪她，當時她住在柏林——利希特菲爾德。從貝爾塔那裡我得知，她的長子、加保及其妻子波爾塔，在柏林時我就認識，全都生活在莫斯科。海因茨·阿爾特曼和加保都是我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當中最要好的朋友。我18歲那年，還跟這個總是快活的加保去呂根漫遊過十個星期。1924年他設法為我買了一把氣槍，花去我節省下來的學徒費。他和他的朋友海因茨·阿爾特曼，還在格魯內瓦爾德教我學習射擊。納粹搜家時，武器就藏在我們那棟大房子的房梁上。

　　加保為在莫斯科再次見到我，感到特別高興。他從別人那裡聽說。我從中國的來信表明，我完全市民化了，脫離了運動。

　　海爾塔和加保用兒童車推著他們的小兒子。今天他們的兒子也有了孩子，成了一個頗為能幹的同志。

　　從阿路普卡回來以後，最初我在莫斯科住在飯店裡。曾經到那裡拜訪過我的同志當中，有布魯諾·昆。我是在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裡認識他的，在街上偶然遇見他。我立刻認出他那一頭紅色的頭髮，一臉雀斑，非常藍的眼睛。我們在柏林時曾經在集會、遊行和週末郊遊時見過面，互相之行並不很熟悉。在莫斯科的大街上遇見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位同志。該是多麼高興啊，我從他那裡知道，納粹曾經逮捕過他。他出獄以後參加了西班牙內戰，成了第一遊擊隊旅的政委。我們談了許多關於西班牙的事情，談了德國的形勢、談了共產主義少年運動，他對此一直懷有特別大的興趣。

　　1941年他在法西斯主義後方的鬥爭中犧牲了。

　　有一天我走在阿爾巴特大樓的走廊裡，一個年輕士兵從一個門裡走出來，通過門縫我看見從上海來的保爾坐在辦公桌旁邊。我闖進屋去以我那重逢的喜悅擁抱住他，對於這棟房子裡的規矩來說，這是一個過分不拘形式的動作。保爾穿著一身高級軍官制服。他像我一樣高興，請我這天晚上到他家裡去。

　　我從阿路普卡回來不久，安德列通知我準備接受我的紅旗勳章。我穿上我那套質地優良的灰色禮服，皮鞋擦得鋥亮，從未花過這麼多時間梳理我的頭髮，我忘記了從什麼地方登上一輛敞篷卡車，車上都是蘇聯軍方人士。我們坐在既無油漆又無靠背的板凳上，呼吸著灰塵，風吹散了我的頭髮。在克里姆林宮裡我們經過許多崗哨，穿過許多走廊，來到一間小廳裡。我們等待了幾分鐘，然後一個灰頭髮的老同志走進廳來。這是加里寧。我要從他的手裡接過我的勳章，對於我來說，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榮幸。

　　我讀過他的許多東西，我尊敬他。革命前，加里寧坐過14次監獄。後來他成了蘇聯第一任總統。現在他已經60多歲了。雖然對於他來說授勳只是一種例行公事，但他卻往自給人一種熱情、真摯的印象。我們是按照字母順序被召喚起來的，加里寧長時間地緊緊地握著我的手，紅軍官兵們長時間地鼓掌，也許是因為我是他們當中惟一一名婦女吧。直到今天我還記得加里甯的慈祥和他的面部表情。

　　我的勳章是994號，當時尚無別針，為了佩戴勳章，我不得不為它那粗粗的螺釘在我禮服的衣領上穿一個洞，再把一枚兩釐米寬的螺母擰在上面。

　　同一天我遇見了弗莉達·魯必納，在德國時我就認識她。她是一位老革命家和出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師、弗莉達親自見過列寧，還把他的某些作品譯成德文。她看見勳章，擁抱了我。我只在這一天佩戴過我的獎章，當我再到外國去的時候，把它留在了蘇聯。

　　我在莫斯科又遇見一位同志，在1924年到1928年之間我最初參加工人運動時對我發生過影響，他就是埃裡希·庫尼克。在柏林時，他在中央委員會工作過，當時他住在柏林采倫多夫，我是在10區做党的工作時認識他的。埃裡希是個聰明的，長得很漂亮的共產黨人，非常理解年輕人。在莫斯科時我去他家裡拜訪過他，他和妻子、兒子住在那裡。我和他立即又熟悉得像在德國時一樣。

　　在波蘭時我曾經嘗試創作一部小說，這是完全違背地下工作紀律的。從14歲開始我就夢想著當作家。許多「作品」都存放在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書桌裡。

　　與弗蘭茨的經歷啟發我創作這樣一部小說：一個白俄女人在上海結識了一個德國男人。她愛他並和他結婚，卻不知道他是一個做地下工作的共產黨人。在去歐洲的旅途中她才知道這一切。途中丈夫把真實情況告訴她，並說他們要留在蘇聯。面對可怕的未來，她顫抖了。但在蘇聯的經歷的強烈印象和丈夫對她的影響，使她發生了轉變。作品結尾之前，她成了共產黨人。

　　我偷偷地把手稿帶到莫斯科。不論寫作還是運輸，都是不符合地下工作基本原則的。我非常希望哪家出版社會對它感興趣。

　　再次離開蘇聯之前，我在1937年10月11日致於爾根的信中談到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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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稿是完全不成功的。六個人讀過它，五個人認為素材是很有趣的，但許多地方寫得不夠流暢，尤其是應該寫一個相反的結尾，才符合今日的實際情況。

　　那姑娘不應該接受大夫的觀點，相反她應該使他走向毀滅！

　　經過徹底加工或許會有人願出版它。臨出發乏前不久我放棄了這個決心。為此我帶要花費三個月的勞動。閱讀過這部手稿偽第六個人是埃裡希·庫尼克，我曾經多次拜訪過他。他說。他讀了這部手稿的一半，我應該平心靜氣地把它都進火爐裡，它絕對沒有用處。他妻子（有人轉達給我的意見完全不同）稱這部手稿是「偵探式的低級趣味小說」。我同意前五個人的意見。埃裡希的意見，我認為太尖銳，他妻子的判斷，我認為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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