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36)_魯特·維爾納

三六

　　本來我以為，這種軍事勳章只授予在革命時期和內戰時期在前線表現了特殊犧牲精神的人，我不理解，為什麼我會獲得它。最初我頗為驚訝，慢慢地高興起來，其中也夾雜著疑慮，人們是否過高地估計了我。

　　這天夜裡以後，我在購物時遇見納粹的妻子，她丈夫出差了。我們談到嚴寒的天氣，這是個說不完的話題，談到那些可愛的鄰居。談話中間她問我：「您的收音機是否常受干擾？昨天夜裡又特別厲害！」

　　「我什麼都未發現」，我回答說。「幾點鐘啊？」她說出時間。「這麼晚我從來不聽，早就睡下了。」

　　「我丈夫說，有人在我們附近發電報。他要想辦法從星期五開始搜查我們的住宅區。到那時他會回來的。」

　　星期五以前我還有一次發報的機會。我仔細觀察了一切。她丈夫確實未在家。我爭分奪秒地迅速把留聲機隱藏起來，把紙張燒掉。其實這沒有多少用處。中斷發報我會犯錯誤的。

　　發報時間臨近了。樓上的納粹家裡漆黑。房子沒有遭到搜查。這也是不正常的。照理他們早該測出這棟住宅的方位。接收是清晰的，工作時間相應地縮短了。我告知對方出於什麼原因我未能發報，但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可以收到回答。次日我把「留聲機」發報機帶到我們小組一個同志家裡。

　　今天看來，我當時犯了一個錯誤，恰好在這個城市裡，我的行動是輕率的。搬進來之前，不論找住房多麼困難，我應該想到，在但澤的政治形勢下，住在新住宅區裡的主要是納粹。

　　在這樣的住宅區裡，我也應該把發報時間放在深夜無人聽收音機的時候。而為什麼我在這種形勢下還在自己住宅裡發電報呢？誠然，我並不想威脅到別人。如果我把機器立即搬到我們小組一個成員家裡，在那裡架設天線，拍發電報，不是更好嗎？我只需注意在去同志家的路上不被人盯梢即可。我也可以返回華沙，從那裡發電報。我在把發報機帶往但澤的路上，已經越過了政治界線。自然，檢查是有的，但比我的做法，危險少得多。我總歸是要把機器帶回波蘭的。也許我當時想不經中央允許便離開但澤。

　　當時我來不及想這麼多，而是覺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對的。我今天的謹慎和經驗對我當時的工作肯定是有幫助的。但是今天我沒有精力再去想這些事情，沒有那麼強的反應能力。

　　中央的回答是星期四來的，反復傳達了幾次，因為我沒有發報，並且無法證實已經收到。於是中央安排我返回波蘭。

　　就這樣，我又退掉了房子。

　　我們是1937年3月遷回波蘭的，我在但澤大約停留了四個月，我們遷入另外一個郊區，距華沙有40分鐘的公共汽車路程。地址是郵政總局斯科裡莫夫，約阿斯卡別墅。又是一處帶有森林花園的兩戶人家住房，上面一層未住人。

　　在這裡我收到了中央的消息，那是在五月份，一位同志在華沙新世界大街街頭一個特定地點與我見面。暗號是不必要的。

　　像歷來一樣，我按時到達那裡。在每一次會面時我從未退到過一分鐘。當時，即使是今天我也認為準時是地下工作絕對必要的條件。

　　我只是來回走了不長時間，然後我真感到不好意思，無法高興地歡迎從我身旁走過的這個人，他就是我的上級領導，安德列同志。他是來實地檢查我們的工作的，這是應該經常做的一件好事。

　　安德列同志在華沙停留了幾天，他很喜歡我們把住房佈置得這樣好。他說，他現在明白了，為什麼我們在定居方面用了這樣少的經費。由於我們不知道在波蘭能停留多長時間，所以我們未去商店購置家具，而是在一家木匠鋪裡買的未經加工的家具，羅爾夫把它們刷上漂亮的油漆。

　　安德列的來訪，我感到如同一位好朋友的拜訪，我滿懷驕傲地讓他看雅尼娜。我告訴他，恩斯特是孩子的父親。

　　我們談了我的工作，還一道去了但澤。

　　在途中安德列說，他不願意只作為我的上級領導與我說話，而是作為朋友，如果我也這樣看待，他將很高興。他覺得我的臉上不再流露出那麼多的快樂，像在莫斯科的學校裡那樣，那時大家都非常喜歡我的快樂。問我是否因為與恩斯特分手而感到痛苦，問羅爾夫和我的情況如何。我告訴他，我很佩服恩斯特，一直還在想念他，但我不想再回到他那裡去。我也告訴他羅爾夫和我的處境。安德列是一個我可以向他講述這類事情的人。我補充說，我的身體狀況不壞，我只是像所有活潑的人一樣倒黴，這種人不同於靜悄悄的人，一旦他不那麼快樂時，便很容易被人發現。

　　他笑了，抓住我的雙手說：「索尼婭，索尼婭。」後來他告訴我，他對我的工作很滿意，這也是局長要向我說的話。

　　相反，我卻明白告訴他，我對自己的職業尚不熟悉，我感到很難跟上發報機組裝方面的新發展，我很想去蘇聯再接受進一步的訓練。

　　令我驚訝的是，安德列居然表示同意，讓我到蘇聯去幾個月，然後再返回波蘭。

　　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辦法是讓奧羅住在我們家裡，我不在家的時候，米沙和尼娜可以得到最好的照料。

　　安德列同志讓我把他返程的時間報告給中央。這只是一條簡短的消息。在華沙時，我在工作中採用的是電池，我記得是2乘120伏。我這天晚上組裝發報機時，羅爾夫在屋裡。我不記得我是怎樣接通的，只記得我遭到強烈的電擊，我大喊一聲，卻無法把手從電路上抽回來。羅爾夫立即斷掉電路，他的臉變得蒼白。我聞到燒焦的味道，拇指和食指顯出漆黑的傷痕。最終我還是把發報機裝好，可這天夜裡一切都不順手。接收機不斷地發出嗡嗡聲、刷刷聲和劈啪作響，我聽不懂對方的意思，對方同樣也接不到我的消息。這一夜我只發出去四五十組數字。我嘗試了幾個小時卻毫無結果。次日我向安德列同志彙報夜裡的經歷時，感到很難為情。他頗為不愉快地問道，如果我傳遞十分重要的事情時會怎樣。

　　第二天夜裡我終於成功地把消息傳遞過去，儘管也費了許多周折。

　　安德列向我告別之前說，是太陽黑子引起的環境干擾，到處的無線電通訊都受到阻礙，這個消息已經在報紙上登出來了。

　　我應該於1937年6月去莫斯科。我們把孩子和奧羅送到羅爾夫父母家那棟邊境小木屋裡。他們租住在那裡鄰居家的一棟房子裡。每當我想到他的母親和尼娜這個所謂孫女時，我便感到這是一種令人討厭的欺騙，我不想長期隱瞞下去。但是羅爾夫卻請求我，在這個困難的希特勒時代，不要給他母親增添過多的煩惱。

　　從通信中可以看出，我去了英國倫敦並在那裡得到一份蘇聯的簽證，寫在假護照上或者是寫在一張單獨的紙上的。

　　在蘇聯我逗留了三個月。

　　由於一年以後，即1938年夏天，在我被派往一個新的國家去之前，又在莫斯科停留了大約同樣多的時間，所以我很難把這兩次停留期間所發生的事情區分開來。所以我將不按時間順序，而是同時敘述兩次逗留期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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