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35)_魯特·維爾納

三五

　　事實證明，在波蘭只有舉行洗禮的孩子才能得到一張出生證，於是我們只好把雅尼娜帶到教堂去。于爾根曾於1936年7月來探望我，在我的請求下，他做了孩子的監護人，奧羅是另一個監護人。當我們走出教堂的時候，大家全都笑了起來，教堂執事居然把于爾根的職業登錄成「統計員」，而不是「統計學家」。

　　我帶著雅尼娜離開醫院回家的那天，還發生了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瓦爾特從上海來拜訪我們。他回歐洲來度假，在我們這裡住了幾天。我沒有詢問他工作中的細節，他也沒有詢問我，但是，我們談了上海和波蘭的政治形勢，他講述了我們那些熟人的情況。這是一次愉快的聚會。從那以後，我再未見過他。

　　按照中央的指示，我所建立的第二聯絡點，是在但澤①工作的同志們的一個小組，那是在雅尼娜出生之前。我曾多次到他們那裡去，1936年冬天我授命遷往但澤去幾個月，以便更有效地支援這個小組。在這之前我曾經在他們和中央之間轉達過消息。

　　①現名「格但斯克」。——譯注

　　1936年底，但澤按照官方說法，仍是一個「自由市」。

　　實際上是另外一碼事。這裡的納粹分子在一個很小範圍內重複著他們在德國所做的那些事情。但澤的「一體化」作為「並人帝國」的前奏，屬希特勒的戰爭準備，它在德波走廊裡對於蘇聯來說是特別危險的。這種一體化的方法是殘酷的。

　　市長是一個叫格萊塞爾的納粹分子，他是受納粹市黨部頭目弗斯特領導的。國民議會的某些代表，如德意志民族黨人、中央黨人，要麼服服帖帖，要麼被打垮，要麼被囚禁起來。德國共產黨早在1934年就被禁止，數百名黨員被投入監獄；德國社會民主黨是1936年被禁止的，中央黨是1937年被解散的。帶有納粹標誌的旗幟出現在官方的建築物上，希特勒肖像懸掛在辦公室裡，對波蘭人實行恐怖統治，猶太人遭到恐嚇、迫害、逮捕，直到「自願」離開但澤。當我在奧利瓦區一個美麗的公園裡坐到一張椅子上之前，或者走進一家商店之前，我必須看看有沒有禁止我這樣做的牌子。朗福爾一家咖啡館把事情做得特別徹底：「猶太人、波蘭人和狗不受歡迎。」

　　波蘭政府按照憲法是有權參與但澤的事務的，卻很少去保護那裡的波蘭少數民族，許多波蘭郵局職員、鐵路員工、教師和工人只得自己起來為自己在但澤的權利而鬥爭，並抵制納粹的迫害。

　　當人們就納粹肆意違背但澤憲法向國際聯盟提出抗議時，後者卻解釋說「不宜介入但澤內部事務」。於是希特勒可以肆無忌憚了。衝鋒隊、党衛隊、警察和從前的軍人聯合會都在有計劃地準備下一次戰爭。德國和波蘭共產黨人開展地下工作，進行積極的抵抗。他們當中活下來的人是不多的。

　　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時，在但澤的德國共產黨人存活下來的，大約只有65人；他們主要是居住在我國海濱的一些古老城市裡，在羅斯托克、格萊弗斯瓦爾德、施特拉爾松和格雷威斯米倫。

　　自然，我只與我們那個只有大約六位同志的小組保持聯繫，他們都是定居在但澤的工人。他們搜集情報和準備反對納粹的實際鬥爭。但澤造船廠製造潛水艇，從但澤出發把軍火運往西班牙。那些重工業工廠全都為法西斯主義進行生產。任何干擾因素都是重要的。當時工作剛剛開展起來。我只知道對一棟小樓進行了成功的嘗試，這棟小樓被燒毀了。

　　小組的領導人來自共產主義青年團。他有一副柔嫩的面孔，一雙棕色的眼睛和一頭棕色的頭髮。他得過相當長時間的肺病，現在和他的妻子、女兒住在一個花園住宅區的一棟樸素的小房子裡。他剛剛30出頭。除了他之外，我還遇見一對夫婦，也是來自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我之所以還記得他，是因為他或許主要是他的妻子感到無法再適應但澤越來越危險的處境。他妻子堅持認為他應該放棄地下鬥爭。他無法解決婚姻中的這種矛盾，他請求離婚。我沒有見過其他的小組成員。①

　　①保爾·伊維爾托夫斯基同志原是但澤一家造船廠吊車司機，他是我曾經工作過的但澤地下工作小組成員。小組擴大以後成員都受過特殊訓練，準備在納粹人侵時破壞某些特定的交通樞紐。1939年，戰爭開始前不久，由於叛徒告密，小組成員全遭逮捕。保爾·伊維爾托夫斯基於1945年在毛特豪森集中營被解放出來。四位同志，其中包括我提到的小組領導人被絞死。他叫卡爾·霍夫曼。現在他的名字被鐫刻在為紅軍犧牲者光榮榜上，所以我要提到他的名字。

　　我的任務是在但澤給小組出主意和發電報。

　　羅爾夫於一月份先去但澤租了一個住處，名義上是為全家；為了架設電臺，必須是一棟獨立的房子，但他想留在華沙他那家建築師公司裡，免得丟掉他的公開身份。

　　＊＊＊

　　1937年春天我從但澤給於爾根寫了一封信：

　　我們找到一棟可愛的小房子。這小房子蓋得很舒服，討人喜歡，周圍是個巨大的花園，距但澤只有萬分鐘的汽車路程。從現在開始，我的通訊地址是：但澤歐利瓦區，洪堡大街7號。

　　＊＊＊

　　奇怪的是，我的手頭恰恰保留著這個地址，而一周以後已經不再是這個地址。在試用發報機和接收機時我發現，一種巨大的嗡嗡聲掩蓋了發報和收聽。附近有一座發電廠。搬進來之前我應該注意到這一點才是。當時找房子是很困難的。第二次我們未找到房子，至少在指定的時間內沒找到，後來我遷入同一個歐利瓦城區的一棟新建的住宅。

　　與在但澤遇到的其他困難相比，這算不了什麼，但是每個經歷遷居的人都可以想像，帶著全部家當，九個月的雅尼娜和六歲的米沙，從華沙遷往但澤意味著什麼，又要找房子，又要佈置屋子。而恰恰在做完了這一切之後，再去找新的住宅，把全部家當包裝起來，再一次遷居。這對於房東來說也不是一件愉快事情。我們又絕不願意把事情弄得特別引人注目，令我們高興的是，他與我們簽訂了一份正式住房合同，可在一周之後我們又突然廢除了合同。我們應該提出什麼理由呢？我們仍然住在城裡，卻為此而失掉了已經支付了數周的房租。我們決定由羅爾夫把一切責任都推在他那任性的妻子身上，說她突然覺得一棟房子花費的勞動太多，寧願住進單元式住宅。這以後羅爾夫回到華沙，我和奧羅、孩子們把新的住宅佈置起來，把我隨身攜帶的「留聲機」、發報機組裝起來。一每週發兩次電報。

　　我們的住宅裡充滿陽光，大房間裡有寬敞的雙層窗戶，可以養花。我們沒有養花，而是把雅尼娜的兒童車放在裡面。她在那裡睡覺和長時間的玩耍。米沙開始在但澤過他的六歲生日，為了慶賀這一天，我們去了劇院，對於他來說，這是第一次。霍萊太太也一同去。

　　我儘量瞭解一些這棟房子裡鄰居們的情況。我的樓上住著一個納粹幹部。他妻子感到無聊時，喜歡與我說些家長里短的話，房子裡住著什麼人，發生了什麼事。

　　有一天夜裡我破譯了一個剛剛收到的通知，我以為是發錯了接收人。這樣一種弄錯的情況不可能出現嗎？但這條消息的開頭恰恰是：「親愛的索尼婭」，據我的記憶，它的內容是：「國防人民委員會決定，授予您紅旗勳章。我們衷心祝賀您，願您在工作中取得更多成就。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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