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33)_魯特·維爾納

三三

　　我的父母在倫敦碼頭迎接我們，我已經五年的時間未見過父親和妹妹們，現在我終於又見到了他們大家，在我們之間立即又恢復了舊日那種真摯的關係。最年輕的萊納特只有12歲，便稱自己為共產黨員。與我們不同的溫柔的薩碧內已經17歲了，她是惟一繼承了母親的美貌的人，在這方面我是最吃虧的一個。23歲的「哭百精」聰明，好虛榮，有責任感。布莉吉特比我小3歲，已經在瑞士獲得了歷史學博士，對待當前的職業始終是那麼勤奮和熱情。于爾根和他的妻子、孩子也生活在倫敦。

　　對於我來說，現在這裡就是「家鄉」。與施拉赫滕湖畔的別墅相比，倫敦NW3號要寒酸得多，那裡有許多房間和一個延伸到湖畔的巨大花園，父母親在這裡僅住著三個破舊的房間。當然，大家都想念我們在那裡成長起來的房子，想念我們熟悉的那個環境，但是不論父母親還是妹妹們都並不過高估價物質財富。即使這處住宅也由於父親的學術工作而獲得了它應有的氣氛；他的寫字臺上擺滿上千頁潔白的紙張，上面寫滿他那密密麻麻的均勻的手跡。

　　在擺放父親書架的地方，牆上懸掛著母親那些頗有藝術造詣的油畫。每個星期天這個由女婿和孫輩們擴大了的家庭都聚集在一起，有時12口人聚在一起吃午餐。母親做起飯來，像她做畫一樣，廚房裡那種特有的雜亂無章，可以與施拉赫滕湖畔她那間畫室相媲美。

　　第一次參加這樣一次星期天聚餐會，對於妹妹們未來的丈夫們來說，大概不會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女婿作為外國人偶然闖進一個家族部落，現在突然陷入這個部落的重重包圍之中。機智的語言和思想火花從四面八方向他襲來。他自己或許也夢想著做出某種類似的姿態，以便贏得大家的讚賞。但是他怎麼可能以這樣快的速度做出反應呢？當他尚勉強地對前邊說的俏皮話做出某種笑臉的時候，別人已經又在細心傾聽父親那智慧的語言，準備開展一場生動活潑的討論了。這6個孩子對待他們母親的那種失禮的言行，一定同樣令他感到震驚，直至他發現，原來這是一種充滿了愛的失敬言行，其中同時包含著尊重。母親是惟一一個試圖為女婿創造一種正常談話氣氛的人。我們大家都認為，只有當這位未來的女婿投入家庭的水裡時，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學會游泳。不久他就成了這個家庭中的一員，姊妹們待所有的女婿們都很友好，一直是如此。我們只是疏遠了「哭百精」和她的丈夫。二人執意要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扮演某種角色的虛榮心，使他們的進步思想失掉了光輝，毒化了我們之間的關係。我們其餘的人都保持了十分親密的關係。

　　奧羅（奧爾迦·穆特）始終是家庭中的一員。奧羅不是別名，我從三歲起就這樣稱呼她。她是在布莉吉特出生以後來我們家當保姆的，很快便成了我們大家不可缺少的人。母親與父親的婚姻是美滿的，她是一個快樂而漂亮的女人，興趣廣泛，知識淵博。如果孩子們身上發生了某種嚴重事情，母親會滿懷愛心和犧牲精神地照料他們，孩子堆兒裡有著足夠的日常小麻煩，但是生活中一切實際的小事情全都由奧羅負責處理。除了洗洗唰唰，侍候最小的孩子穿衣吃飯之外，還要關照較大的孩子們按時上學，生病時照料我們，替我們綁紮碰破的膝蓋，調解糾紛，用她那甜美的聲音唱兒歌，為我們縫縫補補，編織鈞結。她的父母早就過世了。她的父親曾經在皇家海軍裡當過水兵，她是在普雷池軍隊孤兒院裡長大的。奧羅一生未婚，我們6個人成了她生活的主要內容。她很想獨自扶養我們。有時她跟母親發生口角，然後她會收拾自己的東西走人。於是我們的生活中失掉了條理和奧羅的巧手，直到有一天她又重新出現在我們中間。「沒有孩子們我無法生活。」

　　當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攫取了政權，並來施拉赫滕湖多次搜家時，她勇敢地護衛了這個家。父母流亡時，奧羅離不開他們，她也跟著走了。於是我在英國又見到了她。儘管她沒有任何基本理論知識，在政治上卻贊成我們的觀點。

　　當我告訴家人我又懷了第二個孩子時，大家高興極了。直截了當地說謊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大家都認為孩子的父親是羅爾夫。我只把真實情況告訴了於爾根。他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他支持我。

　　孩子們當中只有最小的萊納特住在家裡。奧羅打心眼兒裡喜歡萊納特，但是她覺得她在家裡的事情都由我們的母親做了，所以她請求我把她帶到波蘭去，她非常喜歡我的孩子。羅爾夫和我很願意接受她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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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達華沙的那一年，皮沃蘇德斯基死了。他于1926年在波蘭建立了一種非常反動的專政。他死後沒有多少變化。政府依舊是反蘇的，共產黨被禁止或者是半公開的，皮沃蘇德斯基與希特勒簽訂了一個針對蘇聯的協定。這個國家充斥著沙文主義，並與排猶主義緊密聯繫在一起。經濟狀況很糟糕。

　　當我研究這個國家日益向我們逼近的危險時，絕對不是對事態的誇大，我們理所當然地要盡可能迅速地弄清和面對這些危險。

　　倘若我們充當情報員的活動被發現，我們會遭到比判處重刑更糟糕的下場，我們會被引渡回希特勒德國。就在我們到達波蘭的同一年，蓋世太保從巴西政府手裡引渡了奧爾迦·貝納裡奧一普雷斯特斯。1933年以後，屢次在施拉赫滕湖搜家時，他一再問起我的下落，而且總是以威脅的口吻說：「我們會捉到她。」

　　在赴波蘭的路上，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範圍並不廣泛，讓我們有充分時間在這個陌生的國家站住腳跟，獲得居留的許可，找到能掩護我們的工作，組裝起電臺並與蘇聯建立起聯繫。

　　最後一件事情對於我們來說最為簡單。

　　在那個時代獲得居留許可與找到工作是非常複雜的，因為流亡者從納粹帝國逃往世界各國，波蘭則實際上封鎖了它的國界。

　　我們開始儘量從羅爾夫的職業出發尋找生活過得好的熟人。最初找到的是生活富裕，思想進步的西爾庫斯夫婦。他們友好地支持我們，卻沒有預料到這種幫助對於我們是何等重要。我特別想到西爾庫斯太太，她是個聰明而古怪的女人。

　　數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聽到了他們的名字，二人在1945年以後重建華沙城的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爾庫斯夫婦給羅爾夫介紹了一位職業上的合作夥伴，幫助我們在這個國家留下來。人們沒有把我們推出去，而是每一次僅給我們10天的簽證。我們決定不為此而傷腦筋，而是開始過正常的生活，這就是說，找一個自己的住宅，把電臺架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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