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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時機特別合適。幾周之後,羅爾夫在上海工作了五年之後,要開始去歐洲度假。他的英國工作單位將為全家支付旅費。中央希望我利用這個機會,去莫斯科向他們彙報我的工作,我也為有這麼個機會而感到非常高興,也許會重新見到我那些已經流亡到倫敦去的家人們。問題是羅爾夫能否把他那與上海市政局簽訂的合同再延長五年。羅爾夫現在是堅定的共產黨人,不願意長時間地脫離政治活動。我向中央通報了他的情況。

  生第二個孩子,一個必須照料和扶養的嬰兒,肯定會使我的生活更加複雜,但是只要我不放棄工作,無人能夠指責我。一個小孩甚至是一個很好的掩護。

  開始去歐洲度假之前發生了一件事情,它加速了我離開中國的行程並使返回成了問題。在上海有一個外國人被逮捕,他就是接替裡夏德從前的工作的那個人。在審訊中他一言未發,人們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的絕對沉默成了轟動一時的事件。世界新聞界在報道他時,稱他為×先生。①

  ①我國新聞界當時稱此案為「神秘西人案」。——譯注

  這位同志是凱泰的上司和生活伴侶。我井不認識他本人,從未與他有過任何交往,但是中央警告恩斯特和我,與被捕者有關係的那台萊因金屬——打字機的號碼可能會引起對恩斯特的懷疑。無論如何,我應該立即離開,一旦恩斯特被牽涉進去,只要我越過邊境,到了蘇聯,他可以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推說他把打字機賣給了我,別的什麼都不知道。我們斟酌好了一筆相應的帳目。恩斯特應該設法在北京留下來。

  這樣一來,我的前程變得完全無法確定,可以肯定的只是,未來意味著與恩斯特分手。離開他對於我來說是痛苦的。我們並未在一起,因為我倆人只是偶然地做同樣的工作,我們真正互相喜歡對方。

  離開中國,我也是打心眼兒裡感到沉痛。

  我在這裡生活了五年。

  當1949年這個國家解放的時候,我把這一天視為自1917年10月革命以來國際工人運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對於我個人來說,它是生平最大的喜悅之一。

  在1935年的倉促行程之中,羅爾夫也像恩斯特~樣,一再勸說我中斷妊娠,毫無結果。於是羅爾夫說,在這種情況下,他絕對不能丟下我一個人不管,讓我回歐洲以後去找他,對他不是孩子的父親這一點要保持沉默。恩斯特為此很佩服他,並對我說:「如果我未能和你走到一起,世界上沒有比羅爾夫更好的人;對於我來說,這是個巨大安慰。」當他們倆人商議我的前程時,我一言未發。我不想為孩子而撒謊,關於工作,去哪個國家,與誰一道去,反正都不是我們自己能夠決定的。

  到哈爾濱我才能得到去蘇聯的旅行簽證。我與恩斯特約好,在我出境的那一天,他可以把一切都推委到我的身上。待到哈爾濱,領事館已經關門了。我問自己,是否到最後一刻我要倒黴呢。

  一切順利。恩斯特並未受到指問。×先生後來也獲得了自由。凱泰的表現一定很出色。回到蘇聯以後,她獲得一枚高級勳章。遺憾的是她當時失掉了已經懷孕8個月的孩子。1937年或者1938年,我在莫斯科又見到她,還在那裡結識了她的丈夫,那個×先生。

  在火車上的漫長旅行中,我感到身體很不舒服,我對這個尚未出生的小生命感到害怕。相反,米沙倒是喜歡他的日常生活的這種突然中斷,不論走到哪裡,他都能迅速適應。在旅途中惟一令他傷心的是,與任何人都無法交談。他設法與人用德語、英語、漢語交談,全都徒然。有一次火車停下時,一隻貓喵喵地叫著穿過站台,這個四歲的小傢伙悄悄地說:「貓比人聰明,它們都說一種語言。」

  ◎卷四

  到達莫斯科時,有人來接我。安德列同志在情報局大樓熱情地歡迎我。他說我面帶病容;比起18個月前離開莫斯科時,我的體重減輕了20磅。他要送我去看醫生,被我婉言謝絕了。我們談了在奉天的工作,他向我詢問了羅爾夫的情況。然後他建議我跟羅爾夫一道去波蘭。安德列絲毫不知道我與恩斯特的私人關係;關於孩子的事情我未向任何人透露。我剛才還以熱情的語言談了羅爾夫的情況。安德列記起來,我當初是反對離婚的,從他的角度來看,那是個充滿人性的,合乎邏輯的建議。

  儘管我的身體狀況不佳,這一次懷孕也不會使我陷入一種需要幫助的處境,在這九個月裡我的身體狀況大概會一直這樣下去。我並不懼怕單獨承擔要求我做的工作。現在到處都有在外國忍饑挨餓的德國流亡者和被希特勒法西斯分開的家庭。我可以一個人去波蘭。羅爾夫和我都不曾想到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居住在一起。我當然知道,羅爾夫憑著他的職業可以為我提供一個體面得多的公開身份,而他第一次為中央所做的工作中,若能與我在一起,對於他來說肯定會更有益處。有兩件事情令我擔心。在某些方面羅爾夫顯得天真,做起事情來容易從錯誤的設想出發,他就是憑著這樣的設想,構建了一座完整的大廈。這樣會使他做出錯誤的決定。除此之外,他是個軟心腸的人,不懂得全力以赴。第二個擔心被證明是多餘的。他處理危險事情是鎮定自若的,不會耽誤事情,不會像某些粗魯之人那樣,輕易喪失理智。他的風度,尤其是他對待女人的那種無可挑剔的禮節,使他在資產階級社交界出現時,很容易討人喜歡,許多門路都向他敞開著。

  我同意中央的計劃,去波蘭,羅爾夫的事情應該由他自己決定。我已經不記得,我走以後,他在去歐洲的旅途中是否遇見了在莫斯科的朋友們,他是否並未停留便去了倫敦,我是在那裡向他傳達了建議。他堅持自己的決定,在孩子生下來之前,不讓我單獨行動。

  儘管羅爾夫給恩斯特和我往奉天帶過發報機零件,作為情報局的工作人員,在艱苦條件下經受了多年考驗,但我從未向他講過我在上海的工作。裡夏德·左爾格被殺害以後,他才第一次聽說他的名字,而不是通過我知道的。經他手裝修的那家照相器材商店老闆,在地下工作中與我有聯繫,羅爾夫是在若干年後出版的那本關於左爾格的書中才知道的。

  在莫斯科逗留期間,我最後去拜訪了通訊學校,也看見了馬萊克,他是我們班上惟一尚在莫斯科的人。然後我帶著米沙去列￿格勒,從那裡搭乘輪船用了五天時間去倫敦。在船上的第二天,餐廳裡的所有花瓶全部固定起來,海上刮起大風。照理我也應該採用同樣方法,把米沙的夜壺固定起來,它像裝上發動機一般從船艙的這一個角落滑向另一個角落,直到破碎為止。我暈船太厲害,無精力去顧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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