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30)_魯特·維爾納

三〇

　　羅爾夫把米沙送回奉天，他還第二次來探望過我們，兩次都給我們帶來急需的發報機零件，我記得，有一次還帶來了化學藥品。

　　羅爾夫的父母和我母親，都不同意我這樣生活，我給母親的信中寫道：

　　你根本用不著替我擔憂，這是絕對沒有必要的。我過的完全是我所希望的生活，並且活得非常滿意。我承認，如果我只是在羅爾夫身旁做他的妻子，我會過一種受到精心呵護的、無憂無慮的生活，但只能在理論上，而實際上我不會感到幸福的……

　　你們的失敗的，但卻心滿意足的女兒。

　　＊＊＊

　　我敢肯定，我的父母至少自從我在蘇聯長時間逗留以後，便猜測到我與羅爾夫分手可能是由我生活中的政治背景造成的。

　　在我長時間使用發報機之後，電子管壞了。恩斯特很生氣。也許是我的過錯。我必須去大約七百公里以外的天津，設法在那裡買到新的管子。我帶上米沙和他的玩具熊。為了應付邊境檢查，我事先把管子縫進玩具熊裡，熊裡面原來充填的是木棉。在奉天我沒找到與熊的顏色一致的棉花，現在想辦法在天津買到。我拿著一塊舊皮子當顏色樣品，走進一家小商品商店。

　　我前邊有一個又胖又圓的女人在挑選花邊桌布，她從容不迫地挑選著。那時我就忍受不了在商店裡參觀。當米沙開始不耐煩時，這位女士轉過身來，這是路易絲，保爾的妻子！我們二人由於激動和高興而一言未發。

　　保爾現在生活和工作在天津。路易絲請我到她家去。我高興地跟她去，這天晚上過得十分開心。他們還有另外一個客人，保爾的報務員，即當過海員的路茨，他是我在莫斯科的同學。我們共同度過的那幾個鐘頭（到我們回飯店之前，米沙一直睡在路易絲的床上）讓我回味了一個多月，回到奉天以後，我覺得在天津的那幾天，簡直像在天堂裡一樣。

　　奉天的氣氛幾乎是無法描述的。最令人討厭的是佔領軍那種小題大做的、愚蠢的，但是由於他們的規範而變得危險的秘密偵察。那些為日本人服務的中國人，會因此而受到他們的同胞的蔑視。他們要麼搜查外國人的住宅，要麼把人傳喚到警察大樓裡去。我還記得在警察局的一次「談話」，一個日本軍官跟我講英語，順便用俄語說：「您請坐！」由於我在這種談話裡頭腦特別清醒，我反問了一句：「您說什麼？」

　　我相信，任何佔領軍最初都特別神經過敏，日本人神經緊張的程度也不會減輕。當然，有許多事情會令他們心神不寧。這個我們知道得最清楚！

　　經常利用發報機，購買化學藥品，把它們存放在家裡，把它運送出去，和遊擊隊員的接頭，對外國人的監視，尤其是對共產黨人的歇斯底里的恐怖，這些都是經常的危險源。在奉天行賄，像在諾倫斯——呂格事件中所做過的那樣，也有不頂用的時候。日本人不入這個圈套。不過我已經習慣了這種危險，像習慣了這個國家的氣候一樣。客觀地估計我們的處境，恩斯特像我一樣同樣會遇到這個問題，它並未使我們成為特殊的人。我可以因為買了一件新衣服而感到高興，為丟失一雙手套而沮喪。我喜歡跟「領帶」去跳舞，他領舞的本事非常出色，可恩斯特會為此而嫉妒。而當他與那個住在他那棟房子裡的非常漂亮的白俄女人調情時，我也感到痛苦。我們就是這樣過著「平常」的生活。當然，在這段時間裡我也為我的一生學會了不過高估價日常生活中的不快，並迅速克服它們的本領。

　　我們多次遇到過危險。我們為那個惟一的工人階級取得了勝利的國家而工作，我們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我們痛恨資本主義、壓迫和戰爭，不只是理論上。我們每天都親眼看見它們的惡果，我們熱愛中國人民，熱愛他們的苦力、農民、兒童、母親，他們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受苦受難的人們。

　　我們在奉天幾乎工作了一年，1935年4月我去與馮接頭。這是我第一次必須等待他。5分鐘，10分鐘，20分鐘。我告訴自己，他坐的車可能晚點了，他可能生病了，或者關於我們約會的時間出了誤會。我繞道去找恩斯特，我從未在接頭之後直接去他的住處。

　　兩天后馮也未來。

　　第三天我未帶紙條去，我們把我的電臺在房子外面藏起來。我相信還能見到馮，他向我走來，我心情放鬆得直想哭出聲來。可這不是馮。

　　我發現這是一個日本人，上一次他就在接頭地點來回遊蕩。他也像我一樣等待了15分鐘。我心裡想，現在可是死到臨頭了。

　　那日本人並未跟蹤我。

　　我一直在設法壓抑對馮的擔心，6天的期限過去了，假如他真的生病，有可能持續6天的時間。

　　我把電臺取回來，向中央彙報他的失蹤。不久我們便聽說他被逮捕了，人們從他家裡發現了炸藥。我們知道被捕意味著他的死亡，事先要上刑，只有他供出自己的同志，才能停止刑罰。馮並未出賣任何人，假如他這樣做了，某些同志，其中包括我，也就不會活著了。

　　中央指示我們，中斷與遊擊隊員的一切聯繫，離開奉天、遷往北京，在那裡重建我們的電臺。我想起了馮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們卻眼睜睜地無法向她們提供一點援助。我對這種嚴酷性感到害怕，對那些寄希望于我們的同志棄之不顧，我覺得這是無法讓人忍受的。他們的領導人若是來接頭，而我卻不在了。我們向中央發報請求留下來，中央堅持自己的意見。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們又向奉天派來新的同志，以代替我們。晚上我吃了安眠藥，仍然幾個小時不能人睡。我並未急急忙忙地離開，而是公開地，像普通老百姓那樣離開奉天的。封先生執意要舉辦一個大型告別宴會，我無法表示拒絕。

　　恩斯特把單個的零件，兩隻電子管和一台整流器，裝進一個普通的收音機裡，把發報機裝進一台沒有發動機的留聲機裡。我帶著我的全部財產，以便讓收音機和留聲機顯得更自然一些。

　　在滿洲邊境一切進行得都頗為順利，於是來到中國邊境車站。在這裡箱子也毫無挑剔地被檢查了一遍。突然海關官員說：「收音機您不能帶走，需要政府的一個許可證。」

　　我的異議毫無用處。我要求找海關領導人談話。一個海關官員和一個警察把我帶到站台上。我那聽話的米沙留在車上看護箱子和收音機，等待我回來。另外一個官員走過來，我竭力說服他。像在中國任何地方一樣，凡是發生什麼事情的地方，都會聚集許多人。

　　在站台的另一側駛進來一列火車，下車的人們擴大了圍觀的人群。這位官員建議我留下我的地址，一旦許可證到達，會無償地把收音機運往北京。我不想留下我的姓名和地址，因為收音機裡裝著與接收器無關的零件。爭執越來越激烈。我借德國領事館，借我的美國公司來威脅他，還說要到中國政府去抗議他虐待外國人。人群聚集得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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