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27)_魯特·維爾納

二七

　　中央告訴我們說李是十分遵守諾言的人。中央給予他這樣高的評價，肯定是有道理的。

　　在我們的工作中對一個人做出絕對正確評價是困難的，尤其是當他重新開始工作的時候。可靠性只有在危險中才能證明，一個可靠的同志即使在做了多年的有益工作之後也會變化的。誠然，人們不可以不信任自己的同事，這樣什麼工作都無法做，但是人們不應該只是盡可能詳細地認識他們，而是應該一再地重新認識他們。人與人之間必須保持一種經常的聯繫，必要時甚至保持個人的聯繫。從中央這方面來說，道義上的支持對於在危險而孤立的工作中的同志是重要的，不論他多麼堅強。尊重他的工作，肯定他的成績，理解他個人的問題，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是不能忽略的。

　　一個另外的考慮。李從那些一起學習過的同伴那裡知道多少其餘的事情？真實姓名，他們出生的省份，他們有沒有家庭，他們將要在哪裡工作？對付叛變最可靠的方法，是讓每一個人知道最必須的東西。的確，這是老生常談，但具體的例子最有說服力，這是最基本的理論。

　　我們的遊擊隊員應該把他們的活動集中在日本人控制的穿過滿洲的鐵路線上。他們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多次成功地破壞鐵路網，使交通陷於癱瘓，尤其是他們曾多次使軍車脫軌。遊擊隊小組在增加，他們吸收了新隊員，藉以加強他們的戰鬥力。他們的活動今日本人驚慌失措，這從新聞報道和日益強化的針對性措施中已經表現出來。

　　我們向中央彙報遊擊隊小組的計劃和執行任務的情況，拍發政治和軍事方面的情緒和事實的報道，通報新的，有趣的隊員的情況。

　　另外，我們的遊擊隊員小組並不是固定的單位，隊員們作為工人、農民或者職員過著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們集中幾個小時或者幾天，要麼進行訓練，要麼有組織地從事打擊日本人的活動，即使這時也不總是全組出動，小組的實力只有領導人才知道。這種遊擊活動形式在當時是經常採用的。

　　除了指導各遊擊隊小組之外，我們的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他們籌措所需要的炸藥。恩斯特和我去奉天或者別的城市的藥鋪和雜貨鋪，購買化學藥品，它們本身並無危險，但配到一起便成為爆炸物。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購買硝酸銨（鉀硝）。我們在一家店鋪裡打聽過多次。恩斯特不會講中國話，我只得跟他一同去，我們帶著我的米沙，以便儘量給人一種和善的印象。硝酸銨是有的，可我拿不定主意是買一公斤或者更多些，其實這是農業上大量需要的物品。我請求買10磅，售貨員把我的意思理解錯了，他拿來50公斤。太棒了，我們心滿意足地把買來的東西裝在一輛馬車上，運到我的住處。

　　假如我的記憶是對的，一公斤硝酸銨，加入百分之二十的糖或者鉛粉或者高錳酸鹽，放在一條火車鐵軌上，可以充當炸藥。這種藥品，還有附加藥品，也許是為了代替另外一種也並不難買到的原料，代替氯化鉀，引爆硝酸銨用另外一種配方。同樣我們買過硫磺、鹽酸和其他的化學藥品，它們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我們把配方和製造炸藥包的任務交給遊擊隊小組來做。

　　為了把這些材料交給我們的遊擊隊員，謹慎行事是十分必要的，而運輸這些材料就更為困難。

　　我們最喜歡和最重要的一個同事，我們稱他馮。他有一副北方中國人的魁梧身材。他給人以鎮定與威嚴的印象。儘管他還年輕，在我們那些短促的接觸中，我看出來他是一個沉著、和善、嚴肅的人，他的這種嚴肅中帶有熱心和尊敬。

　　我與馮的接頭是在奉天和安東進行的，安東是一個比較大的城市，在朝鮮邊境附近，他在那裡與妻子和兩個孩子生活在一起。他始終身著中式服裝。我不相信，除了一頂禮帽之外，他還有別的歐式服裝。

　　對於我來說，最大的困難是，馮像其他與我們來往的中國人一樣，只講中國話。我在上海的最後幾年荒廢了我的課程，忘掉了許多。讀與寫的水平都不好，我還不會利用中文辭典。可現在我們要指導遊擊隊員，要傳遞他們的報告！我必須儘快地學些新的單詞。為了能與中國同志互相交流，我遞給他們一個筆記本，上面寫著我掌握的單詞，他們只能從這些詞匯裡選擇單詞寫進他們的報告裡。同樣我也必須把中央或者恩斯特的指示，用這些有限的詞匯表達出來。當然，這對於我加速學習是個很大的推動。每次我與這些同志接頭時，在他所收到的紙條上，都會發現我已經記熟了的新單詞。

　　致父母的信：

　　1934年9月28日

　　我每天都學習中文，和我的男僕比賽著學習寫字，他每天下午去上課，這是一個可愛的、聰明的小夥子，我很願意在他身上花時間和幾角錢。為此，他給我燒非常可口的飯菜。學得越多，興趣越大。我現在能寫和讀600個漢字。說的更多。超過2000漢字的人，已經是漢學家了，多數人都會變得有些瘋瘋癲癲。現在我的同鄉們都有點替我擔心了。

　　＊＊＊

　　我的奉天的語言教師，像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是痛恨日本侵略者的。他跟我熟悉一些以後才承認，由於他家裡困難才給我來教課，因為我公司的信箋上印著「滿洲國」的字樣。這是日本人給這個國家取的名字，所有中國人都痛恨它。他感覺到我對中國有感情，有興趣，但是這樣的公司標誌使我在中國人當中永遠也不會贏得朋友。

　　我回答說，我也是因為需要才出來掙錢，不得不用滿洲國這個名字，因為買我的書籍的顧客是日本人。

　　當我於1935年秋天離開中國時，我已經能讀和寫大約1000個中國字，說得還要多。米沙有許多中國朋友，他掌握了屬一個四歲孩子範圍內的所有詞匯。

　　中國語言不是由字母構成的，而是由詞畫構成的。由於複雜，對於外國人來說，幾乎是不可學習的，人們既要說出這些詞畫，又要發出不同的音域。

　　為了避免發生誤會，我們必須違背地下工作的規矩，把消息寫到紙上，偷偷地塞給同志們。中國人常常要遭到警察和日本佔領軍的搜查，但是對於我們來說，當時沒有別的辦法。

　　每次我與馮接頭的時候，一看見他出現，我就很高興。我們隨便在哪條街上見面時，時間總是短促的，我和他以及別的同志，只能說上很少幾句話。我幾乎不瞭解他的情況，他也不瞭解我。一個局外人怎麼會知道是什麼把我們聯繫到一起的呢？我們在同樣的危險中，為同樣的事業而工作。可危險對於中國人來說，比對於我們要大得多。有一次，與馮接頭以後，突然擁來許多警察和佔領軍，街道被封鎖起來，每個中國人都必須舉起胳膊站在那裡。當我們的目光互相注視著對方時，我感覺到，除了危險之外，這種搜查方式是特別有害的，可馮儘管舉起雙手，卻不失自己的尊嚴。

　　警察沒有發現紙條，他們搜查的是武器。否則他們馬上會辨認出來，這筆跡不是中國人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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