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21)_魯特·維爾納

二一

　　乘火車去奧得薩花費了三天或者四天。我欣賞了黑海，那裡有與中國完全不同的幹熱氣候，尤其是接觸了俄羅斯人。休養院裡沒有其他德國人，令我驚訝的是，有一天忽然遇見了馬克斯和弗蘭茨。他們帶著自己的妻子到莫斯科來了。弗蘭茨的妻子聽說去蘇聯，曾經十分害怕，但她很快便適應了。兩個女人並未跟來奧得薩。

　　我經常夥同一位保加利亞同志出去散步，他從前是季米特洛夫的同事，現在也屬紅軍。我們一同去參觀城裡的名勝古跡，尤其是參觀了《波將金》影片當中那個著名的臺階，我還隨他去參觀了奧得薩的保加利亞人聚居區。

　　最令我敬佩的是一位蘇聯同志，他的胸前佩戴著當時最高的軍事勳章——「紅旗勳章」。我非常想知道他是怎麼得到這枚勳章的，但是我未敢問他。

　　返回莫斯科飯店之後，在電梯裡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這是艾格尼斯·史沫特萊。

　　她不知道我在蘇聯，我也不知道她的情況。我們擁抱在一起，一切不快的陰影都一掃而光。在我逗留在莫斯科的那幾個月裡，我們經常在一起，像從前一樣，由於有她，我的生活過得十分豐富多彩。

　　艾格尼斯來莫斯科，是為了出版一本書。蘇聯當時正致力於一切反日力量的統一戰線，認為在這樣的時刻，像艾格尼斯所希望的那樣，出版一本毫不留情地批評蔣介石及其政黨的書，是不合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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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設在一棟巨大的紅色磚房裡，門口站著哨兵，蘇聯軍人在這裡工作，我猜想他們也住在那裡。這棟建築物位於一個俄羅斯鄉村附近，這鄉村的名字我忘記了。有一輛公共汽車通往莫斯科市內，途經列寧山和高爾基公園。今天這座村莊已經消逝了，變成了城市的一部分。房子的一側住的是外國人小分隊。我們七八個學員接受無線電報務員訓練。我還記得格爾達，她是我的同屋同伴，還有凱泰，她是一個既聰明又嫵媚可愛的法國女人，我和她成了好朋友。我猜想她當時不超過18歲。

　　我還記得一個叫路茨的德國海員，一個叫馬萊克的捷克人和一個叫尼可的希臘人。後來又增加了一個叫海爾塔的法國女人。我們大家都是20歲左右的人，只有馬萊克年長些。一位與我們沒有個人來往的德國同志教我們。我在上海時已經認識的弗蘭茨給他當助手。卡洛什是個比較年長的同志，他從青年時代便加入了組織，出生在拉脫維亞，已經在蘇聯生活了多年，我們大家跟他相處得很好。卡洛什負責處理學員們的生活事宜，但是他卻不懂得處理自己的事情，他有十次得到一套住宅，卻總是讓給別人，自己住在他那兼廚房的臥室裡。

　　我很快便適應了這裡的生活。我對組裝收音機很感興趣，發報技術我學得很好，只是怎麼也不明白它的理論。我猜想，我是個用功的學員，但在這個領域裡卻不是個有天賦的人。我組裝發報機、接收機、整流器和電波測量儀，還學習俄語。我對政治課也很感興趣。

　　自從離開上海以來，我經常享受著與同志們在一起的樂趣，不必承擔任何責任。時光按照既定的計劃在流逝著，我不需要為任何事情擔心，我應該做的一切就是學習。

　　我容光煥發，臉蛋兒越來越圓，越來越紅潤，我的體重達到了從未有過的130磅。蘇聯同志建議我照一張相，印在以宣傳蘇聯為目的的招貼畫上。若不是想念米沙，我是很幸福的。每月我可以給羅爾夫父母寫一封信，我也在同樣間隔的時間裡收到他們的來信，我用的是假地址，他父母卻以為這就是我的真實地址。

　　格爾達與我共住一間臥室，她吃不慣這裡的飯菜，除此之外，還要忍受嚴寒之苦。她長得很漂亮，喜歡打扮自己，可她那蒼白的面孔仿佛從來都不是很健康。

　　也許是我在共產主義青年團時期便染上了宗派主義情緒，我無法理解，一個人若是那麼注重時髦衣著、口紅和香水，怎麼可能是一個好的共產黨人呢。在我看來，格爾達是輕浮的，但並非不友好。我們能夠相處，但相互之間卻沒有特殊的交情。一位蘇聯下士愛上了她，還送她一隻鑲著珍珠的微型手槍。卡洛什這個老布爾什維克，也如醉如癡地議論她，我卻以我這種直率的，往往是不怎麼講究策略的方式告訴他，即使面對一個漂亮女人，也該做出客觀的判斷。後來他驚訝地來我這裡說，我的看法是對的。

　　凱泰，那個法國女人，比格爾達優秀得多，她聰明，感情深沉，階級覺悟高，她也許是我們當中品質最高貴的人。她那一頭黑色頭髮，仿佛油漆的一般，她有一雙黑色晶瑩的眼睛，美麗的眉毛，一張圓圓的面龐和嬌小豐滿的身材。凱泰能講～口流利的德語，她學習俄語很用功，比我們學得都快。

　　路茨是一個漂亮的德國海員，他從來不缺少崇拜他的女人。希臘人尼可有點被我們大家寵壞了，因為他跟任何人都無法交談，他只能講希臘語。馬萊克是個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他比我們年長，學習對於他來說並不輕鬆，也正是因為這樣，他學習得更為認真。馬萊克是個可靠的好人，大家都信賴他。他喜歡我，我也常常逗弄他。當他做功課的時候，我卻做完了，便圍著他跳來跳去，嘴裡唱著「好學生，好學生」。這是他學會的第一句德國話。我幾乎不會說俄語，更不會說捷克語，我不知道我們是怎樣交談的，但是我們交談過。每當我從莫斯科返回來的時候，他還未睡。

　　不久之後、，艾格尼斯把一個外出的新聞記者的住宅接收過來，我幾乎每個星期六放學之後都到她那裡去。她為我們準備好了晚餐，若是她感到疲乏，我們一道出門或者在家裡聊天。星期天我們常常是徒步去米哈依爾·鮑羅亭那裡去吃早餐。

　　鮑羅亭同志在20年代曾任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總統孫逸仙的顧問，孫逸仙是致力於與蘇聯合作的。鮑羅亭當時領導著政治使團，布呂歇爾將軍是軍事顧問。

　　曾經在「科學」出版社出版了《20年代的中國》一書的馬爾克·卡薩寧，關於他們二人曾經這樣寫道：「這兩個傑出的人物是布呂歇爾和鮑羅亭。他（鮑羅亭）的出現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人難以忘懷。他身材高大，寬闊的肩膀和低沉的聲音……他作為演說家具有非同尋常的天才，他的演說具有引人入勝的特點，能抓住和影響他的聽眾，這些都保證了他的成功和不可侵犯的權威……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有分量的，有思想深度的，他的每一個表情都充滿了力量和意義……」

　　我認識鮑羅亭時，他正擔任英文版週刊《莫斯科新聞》的主編，很喜歡與瞭解許多中國事情的美國女記者見面。在常常持續幾個小時的早餐上的談話，對於我來說是非常有趣的。鮑羅亭每當談起自己在中國逗留的情況時，總是很謹慎的，但是由於他也像我們一樣熱愛這個國家，艾格尼斯又提出許多問題，談話常常要回到我們的話題上來：中國與統一戰線的可能性，與農民相比對工人階級作用的評價，缺乏馬克思主義知識的危險，以及孤立的處境。鮑羅亭那些聰明的談話對艾格尼斯產生了平息情緒的作用。

　　有時他的兒子和兒媳們或者其他的客人也來吃早餐；包羅亭夫人的烹調技術十分出色，桌上擺滿美味糕點，這一天我們就不需要吃午飯了。包羅亭和他的夫人英語講得很好，這減輕了艾格尼斯和我談話的困難。米哈依爾·包羅亭待我特別友好，也許是我初次來俄羅斯的熱情打動了他。他組織我們乘輪船參觀，凡是他不能跟隨一道去的時候，總是讓我講講又發現了什麼新鮮事物。艾格尼斯得到一張11月7日去紅場觀禮台的票，她也設法為我弄了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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