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20)_魯特·維爾納

二〇

　　我抱著米沙提著包裹先上貨船，在黑夜裡的甲板上等了很久才聽見格裡沙輕微的呼喚聲。我們沿著船梯把箱子拖上來，才互相道別。我再看了一眼格裡沙的面孔，然後只聽見小船的櫓聲。

　　在輪船上我並未受到特別友好的歡迎。一位軍官為我騰出一問船艙。當米沙睡下以後，我打開燈看見他的臉上落著十幾隻蚊子。不知是什麼人把艙蓋打開了。船員們誰都不願意與我接觸，我孤零零的一個人，我的飯也是特殊準備的。我不在乎這些，令人高興的是，這幾天我可以全力以赴地照料米沙，這孩子見我有這樣多空閑時間，反倒感到很幸福。每天我給他講3—4個編造的故事，我得到的回報是，在我講故事的時候，他眼巴巴盯著我。米沙已經兩歲零四個月了。他喜歡他那本有許多詩行的畫書，他能背誦30多首詩。有時我們一塊兒觀察那只掛在艙蓋上的一隻籠子裡的金絲鳥。天氣十分晴朗，貨船上裝載的木材散發著迷人的香味。

　　新的形勢有時會令人產生一種充滿冒險樂趣的興高采烈心情。我的面前是一個陌生的完全不同的前程，它會是什麼樣呢？只是面臨與孩子的離別會使我心情沉重。至少在他成長的半年內我會見不到他，而在這個年齡裡每天都會發生新的事情。每當我想到這種離別，我的胃裡便如同翻江倒海一般。不管怎麼說，米沙在祖母身邊會得到精心呵護，深山裡的氣候對於他是很理想的。

　　格裡沙告訴我，在海參崴會有人接我。船靠岸了，那港口及其規則的海灣，看上去仿佛畫冊一般。

　　沒有任何人來接我，我的行李被卸下來，嚴格的蘇聯海關要打開我的所有箱子。即使在蘇聯境內我也不讓他們這樣做，因為我攜帶的是信件，我告訴他們我只是過境。於是所有的箱子都被封了起來。

　　於是我帶著自己的行李坐在碼頭上，我一句俄語都不會說，並且拒絕人們把我的東西運到一家飯店或者火車上去。我不能輕易地坐上火車就走，在莫斯科我沒有地址，海參崴也沒有。官員們搖著頭任憑我坐在那裡，我們是碼頭上惟一的旅客。天氣炎熱，腳下的石板仿佛著火一般。一個小時過去，不見有人來，孩子口渴的不行，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有耐心的人。

　　一個領港員，這是一個高大的蓄著紅色鬍鬚的男人，在觀察著我們。他懂得一點英語，走過來跟我說話，我反復說，有人來接我。他感覺到我的不耐煩，用手拍著我的肩膀說：「您看看天空，太陽是很遠的，夜裡有星辰，在那裡等待幾個小時，不過是幾秒鐘而已。」

　　一切都令人感到是這麼奇怪。若是在別的時候，我會感到領港員的話沒什麼意思，可是現在這是一個智者在說話，於是我的心情平靜下來。

　　智者的話應驗了，一個臂上鑲著金色條紋的海軍軍官走來，他把我們領到另一位軍官那裡住了幾天，這位軍官有一個女兒，比米沙年少些。

　　這些同志對我照顧得無微不至，他們帶我去逛大街，我覺得這個城市是美麗的，他們還帶我去城市附近郊遊。我與蘇聯公民在他們的家鄉初次友好相遇，給我留下美好的回憶。

　　同志們把我送到火車站並告訴我，在莫斯科火車站會有人來接我的箱子，然後我可以繼續駛往布拉格，駛向邊境上的小木屋。我們乘坐火車大約行駛了9天，第一天米沙驚訝地望著車窗外面，晚上他不想睡覺，他對耳旁車輪的巨大轟鳴感到害怕。於是我挨著他躺在木椅上，他終於在我的懷裡睡著了，於是我想到，與兒子分別是多麼困難啊。

　　在旅途中我看到了俄羅斯男人對孩子的愛，大家都接納他，寵愛他。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在吃飯時喂他酸黃瓜和各種甜食，他的胃居然容得下這些雜七雜八的食物。上鋪睡著一個魚類加工廠的領導人，他感冒以後便在隔壁車箱裡進行了一番商議，他們決定不能讓孩子染上感冒。一個未患感冒的紅軍士兵跟病人調換了他的座位。

　　在旅途中有時我會想到，三年前我在同一條鐵路上向著相反的方向駛去，這中間又發生了許多的事情。

　　我到達莫斯科時沒有遇見任何人，幸好我在火車上遇到一位德國女同志，她男人在西伯利亞工作，她給了我一位來自漢堡的女同志的地址，她在莫斯科與其男人住在索科爾尼克城區。在長時間徒然等待之後，我租了一輛馬車，徑直向那裡駛去，我向她講了我的來歷，她沒有多問，便接過我的箱子。同志之間互相幫助是理所當然的。

　　我繼續向捷克斯洛伐克駛去。我告訴羅爾夫的父母，我們想遷往蘇聯，因為去德國是不可能的，而蘇聯卻需要建築師。我想學習俄語並教授英語，我說我跟一個學校簽訂了合同。

　　實際上，羅爾夫在政治上的確達到了這種程度，我們認真考慮過這種可能性。他的父母很贊成我們的計劃，他們一直還是那麼友好和樂於助人。我的母親也來到邊境的小木屋與我相會，我對這次重逢感到非常高興，特別是我要讓她看看外孫。但是，母親這時尚生活在德國，她對什麼事情都不再有興趣。

　　告別米沙比我想像的要困難得多，尤其是我不知道這種分別要持續多久。最糟糕的是，米沙似乎感覺到了什麼，雖然我竭力克制自己。他開始傷心地哭起來，一再重複說：「媽媽，留下吧，求求你，求求你，媽媽，留下吧。」

　　當我返回莫斯科的時候，一位同志在車站上等待我，他把我送人位於莫斯科河畔的「新莫斯科」飯店，我的箱子已經從索科爾尼克取走了。

　　從漢堡來的德國工人成了我的朋友，那位女同志名叫莉薩。當蘇聯需要技術工人和專家的時候，這一對夫婦追隨自己的信仰來到莫斯科。我記得，那位男同志是在一家皮革加工廠裡工作，他們住在索科爾尼克公園對面一個舊住宅區裡。那些木房子質量並不好，街道也未鋪石塊，下雨天或者化雪的時候，房子周圍到處都是水，但室內還是舒適的。莉薩有兩個孩子，男孩跟米沙一般大，女孩年長些。這兩位同志給了我一種家庭生活，這是我在這段時間裡所沒有的，我很願意拜訪他們，每次來時，事先都無法打招呼，因為只能如此。她的男人當了廠長以後，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未發生任何變化。

　　我到莫斯科不久便被接到一家飯店並去了阿爾巴特街，當時我們工作單位就在這條街上。兩位軍官跟我談話，他們詢問了我的健康狀況和我個人的願望。他們稱呼我索尼婭。我從他們的話裡得知，是裡夏德為我取了這麼一個別名，也許正因為如此我才喜歡它。不論如何，我立即習慣了叫這個名字。

　　兩位同志建議我開始學習之前休息一下。他們問我是否有興趣花四周時間去奧得薩附近的黑海休養院。

　　四周的休假意味著四周以後重新見到米沙，同志們想為我做些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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