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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艾格尼斯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匈牙利同志,我們把關於中國的稿件交給他,裡夏德答應我為艾格尼斯複寫了一份。我只知道這位匈牙利同志是《國際新聞通訊》的成員,他的名字我忘記了①,他當時已經是個比較年長的人,有一個小兒子。我的禮物令他十分高興,因為他自己沒有這份材料。艾格尼斯遇見許多新聞記者,我在那裡結識了才氣過人,熱情洋溢的《真理報》通訊員米哈依爾·科爾左夫。他那本數年後出版的作品《紅色戰役》,被許多同志認為是描寫西班牙內戰的最好的書。恰圖,艾格尼斯的前夫,即我在柏林的展覽會上向他推銷艾格尼斯的《大地之子》的那個人,也從列￿格勒來到莫斯科,他在那裡的科學院裡工作。

  ①即拉約什·馬加爾。

  艾格尼斯和我拜訪了中國的廖同志,他娶了一個來自德國南方一座工業城市的女工。廖姓夫婦有一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大約六歲的男孩,他的名字翻譯成德文叫「少鷹」。他們住在一座有庭院的平房住宅裡,宅內有臥室和起居室。令人驚訝的是,當許多客人來他們家裡聚會時,這位年輕的德國女同志懂得如何招待他們,為他們營造一種來到家裡的感覺。

  對於我來說,最有趣的是在廖家裡遇見王明,他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位領導同志,是共產國際領導當中的一位代表。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惜談話的細節我已經想不起來,好感或者惡感總是比語言在記憶中停留得長久。

  王明逝世於1974年。

  大約15年前,我聽說廖和他的一家人生活在北京,他已經癱瘓,而且病得很重,他的夫人在一座大學①裡教書,那男孩已經成了職業工程師。

  ①即「外貿大學」,今日的「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譯注

  紅色救援出版社邀請艾格尼斯寫點關於中國紅色省份兒童的東西,她很忙,便請求我接受這個委託,她還介紹我認識一位中國紅軍的軍官,他剛從中國來。出版社對我的稿子很滿意,不久便出版了,裡面附有艾格尼斯和我在中國拍的照片。我把一份複印件寄給米夏埃爾·高爾德,他在美國是《新大眾》的編輯,他把它譯成英文發表。我猜想,那稿子是以連載的形式在一家進步少年報上發表的。不論美國版還是俄國版均未保存下來;我手裡尚保存著《中華蘇維埃少年》的德文手稿和照片。

  除了我們自己這個集體裡的人之外,與這樣多的人接觸,在我們學校裡是不多見的。我的班長們都知道我和誰在一起,我從未背著他們做任何事情。我可以見艾格尼斯,他們也知道我拜訪過鮑羅亭並為紅色救援出版社寫了一本小冊子。我很感激他們的慷慨。在蘇聯的這段時間裡,我在那裡所遇到的人們對我的成長產生了重要作用。

  在學校裡,我們除完成自己的許多課程之外,還做許多社會工作。我曾負責壁報工作。有一期關於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壁報,」曾經在阿爾巴特街紅軍總參謀部我們那個局所在的大樓裡展覽過,還受到了特別的讚賞。我提起這件事情,只是為了說明我過著一種良好的內容充沛的生活。誠然,有時我也會因為沒有單獨生活的機會,日日夜夜都必須與別人生活在一起而感到心情沉重。然後我便長時間地出去散步,再心情平靜地返回來。我很喜歡莫斯科的冬天和它的嚴寒。

  1934年2月,我被召到阿爾巴特街來。一位少校和我談話,他不會講外語,我必須用俄語向他講述我的生活經歷;由於我學習過六個月的語言,所以我做到了這一點。他說,在今後的幾周裡我必須特別集中精力工作,我要很快被派出去,而且是去滿洲的奉天。①

  ①即現在的瀋陽。——譯注

  後來我聽說,去奉天在同仁當中被視為是一種懲罰性的調職,意味著被「派到荒漠裡去」,他們認為我不會提出任何藉口或者顧慮而表示同意。我猜想,做出這樣判斷的,只有那些不瞭解中國的同志。儘管奉天是一張網,但滿洲的政治形勢是有趣的,奉天是許多重大事件的一個焦點。

  返回學校以後,我像面臨一場考試一樣不停頓地學習。

  在第二次談話時,少校告訴我,我要和一位德國同志一道去奉天,最好扮做他的太太,我將得到一份相應的護照。這位同志同時也是我的上級領導。我感到很驚訝,我設法說服這位少校,這樣做是不行的。羅爾夫和我在上海到處都有熟人,上海人也到奉天去,我自己就遇見過幾個住在奉天的家庭。我不可能在公開地回歐洲度假之後,突然又帶著假護照以另外一個人的妻子的身份出現,何況我在上海德國領事館裡以羅爾夫妻子的身份登記過的。不跟羅爾夫離婚,這個計劃是無法實現的,而辦理離婚也需要時間。這位少校同志請求我說出奉天的熟人的名字。我一時記不起來,我感覺到他對我所提出的理由是不相信的。於是我記起了瓦爾特·弗克斯,一位住在奉天的漢學家,我們是在黃海之濱的北戴河度假時相識的。

  在與這位少校談話後不久,我又第三次被召到局裡。這次與我談話的是另外一位同志,我立即與他建立起聯繫,他多年都是我的上級領導。這位同志叫安德列,他是一個亞美尼亞人,有著一張瘦長的面孔,黑色捲曲的頭髮和黑色的眼睛。我很快便發現,我在同一個聰明人打交道,他熟悉自己的專業,他是信賴我的。他表示理解我的處境。他說話的聲調是友好的,儘管他保持軍隊上級的威嚴。他很喜歡從外國回來的人那裡得到好處。後來我結識了他的家庭,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間,曾經一次或者兩次在他家住了好幾天。

  安德列告訴我,人們對事情進行了審查,我可以像我所建議的那樣,利用我的舊護照在奉天生活,人們已經放棄了關於婚事的想法,儘管這事令與我同行的同志感到不愉快。安德列邊說邊開心地笑了起來,我也跟著大笑起來。

  通過安德列我在阿爾巴特街的大樓裡結識了一個我特別喜歡的女同事,她叫娜達莎,是個聰明而又熱心腸的女人,她有一雙美麗的大眼睛,她那直率的眼神簡直令人無法回避。她的面孔是冷冰冰的,但卻透著一種獨特的美。我很遺憾,我相信她也是這樣,我們不能經常在一起。後來我們才有機會補償了這種遺憾。

  安德列和我討論了在奉天公開活動的可能性。我毫不擔心找到合適的活動方式,我只是請求允許我去上海見羅爾夫。

  令我擔心和不安的,是我在奉天的未來的上司。我們要長時間孤零零地在地下活動中共同生活。儘管有良好願望卻不能互相適應,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我們的工作和共同生活可能成為一種痛苦。安德列告訴我,那位同志的別名叫恩斯特,出身於工人階級家庭,職業是海員。他這一說,我的心情略微平靜下來,我在多數情況下與海員能夠相處得很好,他們堅強,有韌性,見過一些世面,在非常情況下能迅速適應環境。除此之外,他們喜歡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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