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19)_魯特·維爾納

一九

　　正當我舉辦這次社交活動時，電話鈴響了。我們圍繞門廳的桌子坐著，從這裡有一座樓梯通往二層樓上。樓梯被一塊畫著竹畫的帷幕與起居室隔離開來。我走進隔壁房間裡，電話機就放在寫字臺上，挨著電話機是一幅風景畫，上面畫的是白霜覆蓋的施拉赫滕湖。一切我都記得十分清楚，包括桌旁客人們的坐位次序，我還記得我就在隔壁房間裡。

　　我拿起聽筒，是裡夏德·左爾格在說話。他說他下午等了我兩個小時，一再打電話，也沒有人接。他說他要與我告別。我從寫字臺前拿過一把椅子坐下。裡夏德問我還在不在家，他要來謝我，他說我對他和別人總是照顧得很好，不過，這只是開始，我眼前還有許多事情。他說我要繼續保持堅強，我必須答應他，但是現在……一切，一切都好，再見。

　　隔壁房間裡的客人們等待我回去。我注視著牆角裡的椅子，我簡直無法想像裡夏德要走了，他不再坐在那把椅子上與我談話，傾聽我的談話，給我出主意，跟我一同大笑。

　　從前我是怎樣矇騙自己的？現在是否意識到我離不開他？至少我需要10分鐘好好想一想。但是這只好與保持堅強同時進行了。當我走回來的時候，客人們誰都未發覺出了什麼事情。

　　其餘的同志，在後來的歲月裡我都見到過，伊薩、保爾、格裡沙、馬克斯、弗蘭茨，但是未見裡夏德。

　　我早就打算在1933年春天，也就是在我們離開德國三年以後，回我柏林的家裡去度假。我非常高興有機會再見到父母親和妹妹們，見到那湖邊的風光，我是在這湖岸邊長大的。我希望做這樣一次旅行，更主要的還是為了讓我兒子離開一下上海這潮濕的氣候，這是大夫建議我這樣做的。

　　然而這年春天，德國爆發了可怕的事件。

　　我是1930年離開的，我簡直無法想像德國工人階級怎麼會讓法西斯上臺。對德國命運的憂慮，對家庭的牽掛，使我們心情十分沉重。在給家人的信中卻很少談到這些。

　　……我們懷著恐怖的心情注視著德國的發展……關於德國的事情報紙上登載的很少，這就是說，報紙上登載的那點消息，足以引起人們不斷的思考。這裡的新聞界所知道的，只是發生過的事件的一部分，我的印象是，你們的電報是令人欣慰的。心裡有事，不願意掛在嘴頭上。但是，如果可能的話，請你們多寫點……

　　在報紙上我們最想讀的，自然是關於德國的消息。這裡的領事館已經懸掛起囗字旗和黑白紅旗。幸好羅爾夫是在一家英國公司工作。每天都有各種職業的失業者①擁入上海。在羅爾夫那裡至少有10名建築師想謀得職位。這裡也越來越困難。

　　①都是德國人。

　　不久我就明白了，原來計劃好的旅行必須推遲。在中國同樣也出現了政治麻煩。

　　1933年2月19日

　　中日衝突仍在繼續。據悉日本要佔領熱河，中國人不會抵抗。中國政府始終不想派軍隊去抵抗日本，它需要用自己的士兵去反對紅軍，現在尤其是在江西。日本首先不會進攻天津和北京。什麼時候和會不會發動對俄國的戰爭，現在很難說。

　　如果說八九個月之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尚未完全站穩腳跟的話，現在卻又穩定下來了。蔣介石在反對紅軍的戰爭中取得了部分勝利，他在日本進攻上海期間丟掉的貸款又收回來了。宋子文是一個非常有才幹的人，他雖然未把政府財政理順，但首先是挽救了它免於崩潰。南方叛軍和廣東政府的領導人被削弱了，一部分逃往國外，南京政府通過認真構築堤壩，試圖阻擋洪水，保住揚子江地區，到目前為止，南京政府在這一帶並無影響。這就是說，根本談不上一個獨立的南京政府，因為這個政府是完全受美國控制的，財政上也是依附於美國的……

　　1933年5月21日

　　戰爭①在北方實際上始終未斷……中國的南方勢力匯合在一起，據說是以廣東為首，他們計劃向南京進軍，以便推翻南京政府。常常聽人們這樣說，這一次能否實現，必須靜觀待變。這裡在政治上一直是動盪不定的……在通常的情況下，我一直在忙於享受中國。我儘量走出上海，那裡有那麼奇妙的鄉村、墳堆和寺廟，還有那麼多道路和人群！我相信，如果我在這裡再住上幾年，這個國家容納了我，我會根本不願意走開。尤其是現在它是一種慰藉，我是這樣喜歡這個國家。我應該把你們大家都接來！

　　①指日本對中國的戰爭。

　　這是來自上海並保留下來的最後一封信，這是我最後寫給家裡的一封信，地址是柏林施拉赫滕湖露臺大街17號。

　　◎卷三

　　裡夏德回到蘇聯以後，一定是向中央做了詳細彙報，不管怎麼說，保爾和格裡沙和我談起過我的前途問題。他們問我是否願意去莫斯科接受訓練，半年或者更長的時間，當然不能保證我再返回上海。

　　條件是，在這段時間裡我必須把剛兩歲的兒子寄養在什麼地方，不能讓他去蘇聯，不能讓他學會俄語。

　　這個建議來得令人十分驚訝，它意味著我的生活將發生重要轉變。

　　我答應了。

　　我從來沒想到過放棄工作，重過所謂「正常」生活，這樣一次訓練將會幫助我把目前從事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每天所經歷的日本的戰爭行動，來自遙遠的家鄉的同志們的話「希特勒意味著戰爭」提醒我，這兩個侵略者有朝一日將會反對什麼人，對這個問題的憂慮促使我做出迅速決定。

　　說我從世界形勢出發為自己的生活做出這樣的決定，在目前的時代聽起來似乎是不現實的或者是具有宣傳上的修飾色彩。

　　我可以用這樣一個問題回答：為什麼三年之後有上千位同志去西班牙為反對法西斯和戰爭而鬥爭？有多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年輕人在我們這個時代以同樣的熱情去越南①？我的工作不論在哪個國家，對於我來說就是西班牙、越南、智利。

　　①60年代時許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年輕人曾志願參加抗美援越鬥爭。——譯注

　　我知道，離開米沙對於我來說是痛苦的，在這段時間裡他應該到哪裡去呢？我的父母不能收留他，我們那個施拉赫滕湖的家已經遭到了多次搜查。我母親正準備和孩子們出國流亡，父親在羅爾夫父母幫助下，已經逃出了德國，他們在捷克那邊的深山裡，在緊挨著德國邊境的地方有一棟度週末的房子。他們準備接納米沙，當然，他們並不知道我請求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我只是告訴他們，氣候的變換對於這孩子有好處，羅爾夫提出了這樣的希望。對於外國人來說，把他們的女人和孩子送到歐洲去長期度假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告別上海的同志們，對於我來說，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們必須留下來經受各種風險。我不必告別那只大旅行箱子，它曾經長時間地存放在我們臥室的樟木箱子後邊。它要裝滿信件跟隨我一同走。在保爾或者格裡沙的組織下，一艘通常並不載客的貨船將把我駛向海參崴。這條海路是與一半屬俄國一半屬中國的東方鐵路有聯繫的。格裡沙送我到港口，那裡有一個我們認識的名叫貝恩哈德的遊動哨在走來走去。我們決定由格裡沙隨後駕一條小船把郵件箱子送過去，因為船並不直接靠近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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