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18)_魯特·維爾納

一八

　　在船上時我曾有機會結識了各種類型的傳教士，其實不能說是各種類型的，大多數都是一種類型的，即可怕！他們的女人更糟糕，尤其是那些美國女人。她們都是些帶著甜蜜蜜的微笑的、于巴巴的，膽小如鼠的老太婆。有幾個當然好一些。一個傳教士的老太太1907年第一次去牯嶺，是因為她的小女兒忍受不了漢口的炎熱。大夫告訴她，只有涼爽的氣候才能幫助她，於是這位太太帶著孩子上了山，在中國人的幫助下，花了三個星期用石頭和泥土蓋起了一棟房子，幾天之後，她的孩子健康了，歡蹦亂跳地到處跑。同一個孩子她又帶來了，現在大約39歲，十分瘦削，頭上戴著一頂非常難看的帽子。胳膊上挎著一個手工製作的編織袋。

　　給父母的信：

　　1932年7月5日，牯嶺

　　艾格尼斯和我每天下午都跑很長的路，欣賞揚子江河谷裡的美麗風光，欣賞湖北那連綿不斷的山巒，那裡有紅軍。站在這裡的山上便能理解他們的戰術，因為這裡也是些荒山野嶺，有著密佈的熱帶叢林。只要山上沒有道路，外來的軍隊是無法發現道路的，只有當地的紅軍在當地農民幫助下才能找到道路。遺憾的是這裡沒有樹林，只有茂密的灌木叢。中國農民太貧窮，無法等到它們長成樹木，他們砍伐灌木和小樹，用來燒炭或者綁成掃帚去賣錢。在中國只有竹子能保存下來，因為竹子在6周之內便能成長起來。

　　1932年7月27日

　　艾格尼斯返回上海去了，她比我早出來5個星期。德國商會的弗格爾博士現在在這裡，有時我跟他出去散步。上周與他和奧特馬教授郊遊了一次。奧特馬是中國語言專家，我們走進一座廟裡，他能閱讀並流暢地翻譯那些碑文，其中也有古文字，連中國人也不懂。他被公認為是通曉中國方言的外國語言學家。除此之外，他並不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人。

　　＊＊＊

　　我在寫給家裡的信中從未提到，有時我也有煩惱。母親有6個孩子，她有足夠多的問題去照料，我再也沒有理由向她傾訴我心裡的憂愁。我在牯嶺逗留的最後兩周，是在壓抑的情緒中度過的。早在好長時間之前，有兩個歐洲同志被捕，他們是來自瑞士的諾倫斯一呂格夫婦。我並不認識他們本人，可我們大家都關心他們的遭遇，他們被中國法院判處了死刑。在《左爾格博士東京來電》中寫到，左爾格籌措了一筆錢，把他的死刑改成終生監禁。

　　諾倫斯夫婦有個五歲的兒子，他父母被逮捕之後，艾格尼斯給他買了一大堆禮物，我認為像個王子一樣嬌慣他是不對的，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她。現在的問題是，我要不要收容這孩子。我很願意這樣做，我會設法給予他母親的溫暖，米沙也會有一個大哥哥。但是裡夏德不同意。否則我就得放棄自己的地下工作，可這樣做他不願意，我也不願意。

　　我們在牯嶺聽說，諾倫斯—呂格夫婦絕食了。這一天當我們坐下來吃中午飯時，艾格尼斯突然說，她無法吃飯。我當時可能頗為冷漠地回答說，她這樣做是幫助不了諾倫斯的。艾格尼斯站起來，離開桌子而去。下午我獨自一人出去散步，當我回來時，我發現了一封信，意思是在這種情況下，她不能再停留下去，她要返回上海去。說我過多地考慮個人幸福，考慮我的家庭生活，私事在我頭腦裡扮演著過分重要的角色，說我並不是人們所理解的那種革命者。

　　我坐在這封信面前，無法領會它的內容。這兩件事情是我無法理解的。艾格尼斯熟悉我，她應該知道，只要有機會搭救兩位被逮捕的同志，我是願意冒任何風險的。事實也證明，她的遭遇同樣也可能是我的遭遇。

　　我是否一定要對艾格尼斯說，我常常想到這個五歲男孩的母親？我是否一定要表達出我的感情，來向艾格尼斯證明？

　　令我驚訝的是，如此密切的友誼，怎麼會以這樣的方式出現了裂痕呢？我絞盡腦汁設法弄明白，艾格尼斯是怎麼對我產生了這種印象的。也許在某些地方她是對的？我在享受著生活，對日常的事物表現了不尋常的興趣。也許我把它們看得太重要了？我喜歡我兒子的每一次呼吸，並且下定決心多要幾個孩子，儘管我不認為我的婚姻能夠克服眼前的矛盾。

　　有一次，艾格尼斯傷感地說：「我把自己的孩子都獻給了鬥爭。」

　　誠然，我對待自己對米沙應盡的義務，不會像對待艾格尼斯進監獄那樣心平氣和，但是，難道我會因此而出賣什麼嗎？

　　被捕的可能性對於我來說一直是現實的。我在有意識地鍛煉身體，以增強自己的抵抗能力，我不吸煙，不喝咖啡和酒，免得一旦被捕時，還要戒除這些嗜好。

　　我們的友誼這樣突然破裂。對於我是個沉重打擊，這友誼曾經是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相信，對於艾格尼斯也是如此。

　　後來，我們在上海偶爾還能見上一面，艾格尼斯當然也還到我們家裡來，但這已經不再是老關係了。我感覺到艾格尼斯沒有改變她在牯嶺對我形成的看法，像歷來那樣，她毫不妥協地按照自己的看法行動。

　　現在與裡夏德的談話，對於我來說更為重要。我很高興自己在會面之間的那些日子裡，我總是有些話要對他說。有一次我提起與艾格尼斯的疏遠。裡夏德似乎把這視為女人之間的爭執，他無意介入這種爭執，這對於我來說是必要的。假如裡夏德也失掉了對我的信任，我真不知道我會怎麼樣。凡是我所尊敬的人，都很容易震動我的自我意識。

　　我和伊薩繼續保持著頻繁的來往。在資產階級的客人當中，我們最喜歡的是弗裡茨·庫克老師，我們之所以喜歡他，是因為他理解中國人民。1933年以後，庫克成了頭一批納粹黨人。恰恰是發生在他的身上，這對於我們來說，似乎是很難理喻的。他見過許多世面，讀過許多書，與上海的普通歐洲人相比，他的視野寬闊得多。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他愛著一個與別人訂婚的中國姑娘。

　　1932年12月中旬，格裡沙來電話，讓我下午去他的住宅，裡夏德要在那裡與我談話。我很少到格裡沙住宅裡去，照我的理解，事先他將再一次給我來電話。後來他告訴我，我們說好，萬一中間有什麼事情，他才來電話。總之這是一次誤會，我未到他那裡去，這是長時間未能克服的誤會。

　　當天晚上我們家有客人，裡夏德·威廉教授的兒子們來拜訪我們，威廉教授從前是駐華傳教士，後來成了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中國研究所的領導人。

　　威廉教授死于1930年，他的一個兒子像父親一樣，也成了漢學家，曾長期生活在北京。另外一個兒子成了建築師，手裡拿著一封給羅爾夫的介紹信。

　　在給我父母親的一封信裡，我提到了那天晚上他們來訪的情況：

　　1932年12月17日

　　……這些威廉們令我好失望。那個北京來的威廉尚可以，他比較活潑，是個不折不扣的文人，一個老式的中國朋友，他更愛三千年前的中國，對今日的中國卻不怎麼感興趣……他在東亞協會做了關於中國研究所的報告，事後卻給庫克老師放映了他的陝西、甘肅之行的幻燈片。然後我招待他們大家在我這裡用晚餐，這是一次失敗的社交活動，因為除庫克之外，他們都是沉默和無聊的。建築師和他的妻子一言不發，儘管他們剛剛從德國來，我們提了許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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