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17)_魯特·維爾納

一七

　　聖靈降臨節時，我和瓦爾特、埃裡希·蘭道爾進行了一次較長時間的郊遊。羅爾夫一旦有機會跟我一同離開上海，或者即使他不能跟隨前往，也總是高興的，在這種事情上，羅爾夫是大方的，心地善良的。

　　埃裡希·蘭道爾是一個化學家，古斯塔夫·蘭道爾①的侄子，他也來到上海，關於他，我在給家裡的信中寫道：

　　①慕尼黑議會共和國領導人之一，1919年被暗殺。

　　他是那種在這裡不討人喜歡的人；活躍、聰明、機智，科學家。

　　他是進步的，我曾經想爭取他為我們工作，但是他娶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的中國女人，深深受了她的影響，所以我並未設法去做他的工作。

　　1932年5月19日

　　這次旅行十分迷人。星期六中午出發，乘6個小時火車到達南星橋，這是杭州後邊的一個小站，在那裡我們走進整潔的中國飯店……

　　第二天清晨是我的生日，第一件事情就是飯店招待員給我端來一堆電報，我一下子就認出這是瓦爾特偽造的。然後乘渡船去河對岸，火車從那裡直通蘭溪，10個小時的旅程，沿途是異常美麗的風景。這裡的窄軌小火車是我們的好朋友伯恩施坦（奧倫施坦＆可佩爾）給中國人修建的，這是他的驕傲和樂趣。我們大部分時間是坐在車箱外面的平臺上，搖晃著雙腿，我們不想在附近走來走去，免得給火車「丟面子」。火車道兩側是種水稻的梯田，田地裡有圓錐形的墳堆或者極為美麗的古樹，它們都是為了紀念祖先而栽植的。這些樹木也有經濟價值。冬大麥已經收割完畢，由於田地裡灌滿了水，沒有地方晾曬，於是它們被捆起來，一排一排地掛在樹上，看起來這些樹仿佛穿上了黃色衣裳。稻田後面便是綠色的群山……

　　蘭溪位於錢塘江畔……我們到達的當天晚上便去拜訪了蘭溪市長，伯恩施坦讓我們給他帶去一封介紹信。第二天我們要乘船溯江而上，市長不容分說，非讓我們帶上他的兩名警察保護我們。的確，當我們已經躺在床上時，蘭溪警察局長帶著兩名助手出現了，費了好多唇舌才把他們打發走。第二天早晨我們租了一條帆船，江上的航行從風景的角度來說，是我到中國以來最美的一次經歷，除此之外，我們玩得十分盡興。船上有三名舵手，他們劃著船，飛速地逆流而上。船上有一個半圓形的竹篷，共分三個部分，可以隨意伸長或者縮短。中午我們停下來游泳，又有機會鑽進水裡，我感到十分幸福。

　　下午我們躺在一片野地上，然後去攀登一座十分誘人的山頭。南方這一帶是富饒的。不久我們便迷失了道路，這就是說，這裡根本無路，我們像打仗一樣穿過荊棘、蘆葦和碎石。兩個小時以後，我們只好停下來。在一個距山頭尚遠的地方，我們欣賞江面上的美麗風光和周圍的山巒。埃裡希對動物、石頭和植物感興趣，他非常欣賞那些身上有著紅黃條紋的蜈蚣（我可不喜歡）、蝴蝶和熱帶植物。我們意識到自己是第一次登上這座山的歐洲人，於是便帶著滿身的劃傷和污垢走下山來。這是一次消耗體力的活動，我喜歡做這樣的運動。舵手們給我們做好晚飯。我們決定立即去睡覺，這就是說，把我們的被子鋪在竹篷下，這裡沒有別的，只有光亮的地板……月亮出來了，舵手們信口唱著歌曲，山巒越來越高，我們還是決定馬上去睡覺，這裡太美了……

　　在同一封信裡還有這樣一句話：「這個星期天像上個星期天一樣，基希①和艾格尼斯都在這裡。」

　　①用德語寫作的捷克報告文學作家，著有《中國的秘密》。——譯注

　　我在此前的一封信裡曾經提到，埃茨·埃爾文·基希來吃晚飯，滯留到夜裡兩點。在同一封信裡也提到，我一開始跟他發生了爭論，我說他太輕率。我們之間有三個星期未通電話，後來我們又和解了，我在給家裡的信中說，他是一個既有趣又活潑的人。

　　1932年5月4日

　　現在我們關係很好，他來電話說：「喂，孩子，這裡是你基希大叔，我想星期天到你那裡去。」

　　最後一次基希疲倦了，他挽起衣袖，解下領帶便躺在躺椅上睡著了。我們給他拍了一張照片，希望能成功。後來他收到一張寫有「憤怒的記者」的照片。明天他要出發了。①

　　①去北京。

　　基希讀到一篇副刊文章，他非常激動，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在日本手裡》，①但是他不知道這是出自誰的手筆。

　　①1932年4月24日發表在《紅旗》上的一篇報道，是我用筆名寫的。

　　……上海天空的另外一顆明星是羅茜·格萊伯格—烏爾施坦，我在伯恩施坦家舉行的便餐會上「欣賞」到了她。她曾經憤怒地告訴我們，基希稱她為「一枝資本主義泥塘的花朵」……

　　＊＊＊

　　我非常尊重基希那些書籍，我之所以持有異議，是因為我知道他僅停留三個月，便想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書。艾格尼斯和我不喜歡他那種在我們看來膚淺的寫作態度。有誰會想像在這樣短的時間裡便可以詳細瞭解這個國家呢？我們絲毫不瞭解基希那卓越的寫作方法。他做了充分的準備，有能力迅速把握本質的東西，從來不做經不住考驗的事情。

　　＊＊＊

　　1932年夏天，艾格尼斯和我準備去牯嶺度過最炎熱的時間，牯嶺坐落在江西省海拔1200米高的地方。艾格尼斯事先去那裡為我們租了一棟小別墅。本來宋慶齡也想一同去。我認識她已經很長時間，她是已故中國總統孫逸仙的夫人。他死後她在政治上進一步接近左翼。當時她已經認識到與蘇聯合作的意義。我經常與艾格尼斯一道去她那裡，我也單獨拜訪過她。她是一個嬌嫩而又嫵媚的女人，她的生活並不輕鬆，她的一個妹妹嫁給了蔣介石，另一個嫁給了蔣介石的財政部長。由於政治觀點的緣故，她在她們那影響很大的家庭裡是失寵的。有一次她送了我一件綢制的衣裳，我穿了許多年。後來她到底未去牯嶺，裡夏德不贊成我在公開場合與她在一起。

　　我在一封給父母親的信裡，描述了去牯嶺的旅行、到達和逗留的情況：

　　1932年7月

　　前天順利到達牯嶺，受到艾格尼斯非常熱情的歡迎。沿揚子江逆流而上（五天），風景是美麗的，但卻有點令人傷心。在停泊的地方有些乞丐坐在大木桶裡劃過來，他們都是去年洪水時的難民，今年揚子江又漲水。可以看見房屋的一半泡在水裡，許多農田都被水淹沒。離開船以後的旅行是相當困難的。在傾盆大雨之中，坐在一輛敞篷人力車上，道路是泥濘的，坑窪不平的。然後乘坐一輛轟隆轟隆直響的汽車，花了一個鐘頭的時間，才到達山腳下。從那裡又乘坐搖搖晃晃的滑竿要在陡峻的道路上攀登三個小時。買了票付了錢。五分鐘之後，苦力們放下滑竿，說客人太重，要求追加一份小費。我只好照辦，否則天黑之前是無法到達牯嶺的。走到陡峭的地方，他們突然又說，我得步行，儘管路旁的木牌上寫著，他們有義務全程抬著。於是我只好懷裡抱著米沙，爬行了一段陡峭的石路。苦力們幸災樂禍地跟在後面。

　　正是這類事情，令許多人對中國人不滿。人們常常十分生氣，但是人們對那些報酬微薄，過分勞累的苦力們能要求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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