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16)_魯特·維爾納

一六

　　1932年2月8日

　　我已經習慣了槍聲，幾乎不再去聽它。我們失蹤了兩位中國朋友。昨天在尋找他們時，我看見117名日本人的俘虜被移交給英國人，他們是惟一一批從日本人監獄裡活著出來的人，這就是說，英國人發現並拯救了他們。他們的狀況簡直是無法描述的。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在大街上或者在房子裡被抓來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有工人、苦力和大學生。白天在監獄裡從來不鬆開他們那反綁在背後的雙手，他們都有被毆打或者刺刀紮的傷痕。其中一人有四天四夜被強制不許睡覺。結束戰爭！當然，也並非只有日本人特別殘忍，中國人也是同樣對待他們的共產黨人的。而戰爭①，算了吧，不寫了。

　　①指1914—1918年的戰爭。

　　參觀警察局和難民營的許可證，是羅爾夫從上海市政局弄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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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2月13日

　　昨天是米沙的生日，阿媽和廚師合夥給他買了衣服和小鞋，襯衣和小褲子是鮮橘黃色的綢子製作的，佩有玫瑰色領帶，他穿在身上顯得非常滑稽。我真希望客人來之前他把衣服全都尿濕，好換上他那些藍色的東西，但是也許是怕他弄濕，阿媽每一刻鐘便給這可憐的孩子把一次尿。

　　米沙現在已經71公分高，頭和腳頂著了嬰兒床，我還沒給他買床，因為難民們現在還占一間屋子，我暗地裡為這種推延感到高興，我和米沙睡在一間屋裡。

　　夜裡槍聲密集，簡直無法入睡……

　　1932年2月20日

　　日前戰鬥仍在進行，中國人的十九路軍令人驚訝地具有抵抗力和勇敢，他們幾乎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假如政府願意，早就可以打敗日本人。令人遺憾的是，政府不願意這樣做，特別是蔣介石不願意。結果是中國群眾第一次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反對蔣介石，最普通的中國人都明白了他是個什麼樣的人。最近我和這裡的德國新聞記者談過話，他們是給烏爾施坦寫報道的波斯哈德，給慕尼黑、漢堡和科隆報紙寫報道的弗格爾博士，我的印象是他們報道得很詳細，因為關於這裡的戰事我不想寫得太多。的確這一切都還稱之為停戰。日本人的方法可以由下述事實來衡量：中國士兵死亡大約2000～4000人，中國老百姓死亡約10萬人，從中國人居住的城區逃出來的難民超過60萬人。中國人城區閘北的工廠自然全都停工了，再加上關閉的日本工廠，在上海每天有30萬中國工人失業，他們得不到任何救助。這種群眾性的貧困是可怕的。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策呢？歐洲的志願兵都從租界的邊界上撤回來了，由正規部隊代替他們，因為志願兵要來保護租界內部，防備中國難民和工人可能發生騷亂和起義。我們的難民（住在我們家的中國難民）前幾天都回家了，但是這七個人現在返回來了。日本士兵在到處遊蕩。殺人的方式和我從可靠的人們那裡聽來的事情，我不想給你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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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便有機會去接觸中國的十九路軍。人們可以以慈善行動的名義去醫院探視那些受傷的士兵。我是作為譯員跟著去的。

　　我們的行動並無多麼大的風險，困難的是我以怎樣的方式提出我的問題，才不至於讓那些實習護士和慈善團體的女士們懷疑我們與士兵的熱心而迅速的接觸。經過兩次探視之後，裡夏德認為我們最好不要再去病院。

　　我的問題涉及到士兵的情緒，他們的社會出身，當兵的原因，他們對紅軍的印象和對日本軍隊在上海的印象，是什麼原因使他們戰鬥這樣勇敢。我與七八個輕傷員談得頗為詳細。我能成功地進行如此坦率的談話，令裡夏德頗為吃驚，通常人們是很難接近軍隊的。在一個有著百分之九十六文盲和少數刊物的國家搜集情報，與在歐洲國家相比，有著非常不同的可能性。

　　在這段時間裡，關於歐洲人的情緒，我給裡夏德提供了一個十分準確的圖像，因為入侵是主要的談話題材。在我給裡夏德的報告中，瓦爾特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令我高興的是，在我與瓦爾特進行的數小時之久的討論中，他的話常常是對的。在他身上由政治事件所導致的思想轉變，給人的印象最為深刻。

　　瓦爾特是上海歐洲商人中的重要人物，他與中國商人和南京政府都有聯繫，他經常在中國內部旅行。我明白他可能對我們有什麼意義。有一次我對裡夏德說，我想設法為我們爭取瓦爾特。自然，我無法預見瓦爾特的回答，但是我要冒的風險，無非是一個不字，從而讓他知道我在從事政治活動。他會保持沉默，卻不會輕視我，這一點我是有把握的。裡夏德表示同意。

　　我在與瓦爾特談話時，內心頗為緊張，並小心翼翼地言歸正題。我只是跟他說，中國共產黨需要援助，其他一切應該由裡夏德來談。

　　瓦爾特表示願意合作，我約定了第一次會面的時間。後來裡夏德告訴我，談話進行得是很順利的，而且很有趣。我相信，瓦爾特對裡夏德是很有用的。我的印象是，裡夏德的人格對瓦爾特頗有魅力，並吸引他參加工作。後來他離開了我們，卻並未反對我們或者傷害任何一個人。他是幾年前去世的。

　　中國的形勢慢慢地平靜下來，我於1932年4月11日給我哥哥的信中寫道：

　　……這個月裡，日本人沒有什麼動靜，但是我們等待著重開戰事，誰都不相信會實現最終的和平。下一次戰事也許會發生在上海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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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估計也沒有錯。日本向中國地區的戰爭入侵，在6年多的時間裡，幾乎未受到懲罰，直到1937年終於成功地創立了一個反日統一戰線，它包括共產黨人和蔣介石，蔣介石無法再忽視全體人民的這個要求。共同的抵抗使日本人的進攻不得不停止。

　　在上海，外國人的狀況於1932年4月恢復了正常。而給中國人民當中的窮人留下的卻是燒毀的房屋，上百萬的失業工人和他們的死難者。

　　給父母親的信：

　　……我們兩個人承受著這種可怕環境的折磨。肮髒、貧窮和痛苦對於你們來說是完全無法想像的。面對這些我們無法令自己麻木不仁，最近我在大街上發現一個死去的嬰兒，尿布還是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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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中國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最好的休息，總是那些驅車去中國內地的旅行。在那些不多的假日裡，我們走的並不太遠，但是「內地」距離上海並不遙遠。

　　給父母親的信：

　　……復活節妙極了，按照規矩是在具有宗教氣氛的地方度過的，而且是在一個佛教寺院裡。星期四下午從上海出發，乘汽船去明浦（請看中國地圖），星期五到達那裡時是早晨8點鐘。明浦南邊有一座「天子」廟。登上一隻摩托小船，行駛兩個小時，途中非常有趣，單是這只小船就很有趣。這是一隻小托輪。摩托船是一等的，我們是躺在它的頂蓋上度過這次航行的。二等的是數隻連接在一起的划船，船上有半圓形的竹篷，五隻船上坐滿了活躍的中國人……一隻船上坐著一個敲鑼打鼓的歌手，他以長長的詩伴隨這次航行。在他坐的地方，人們鴉雀無聲地聽著，並施捨許多銅板。

　　廟周圍的環境十分漂亮。第一座廟後面是一個鯉魚池，它的後面是兩個金魚池。寺廟巨大的石鋪庭院裡攤著大米，和尚用竹耙子在翻曬。我們睡的是中國床，吃的是中國飯，床很寬大，有一個頂蓋和布簾子，床上鋪的是稻草墊子。吃的是佛教的飯。和尚們總是問，為什麼我說中國話，羅爾夫卻不說。我作為女人卻比男人知道的多，他們是無法理解的。但是羅爾夫突然引起了他們的尊敬和讚揚，因為他畫了寺廟，還給兩個和尚畫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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