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14)_魯特·維爾納

一四

　　關於1931年即將到來的聖誕節禮物，我做了這樣的描述：

　　一個巨大的塔形糖衣蛋糕，一塊16磅重的火腿，兩隻活火雞，12磅糖，4磅上等茶葉，一隻精緻的筐裡裝滿葡萄酒、威士忌和利口酒。這一切都是羅爾夫從上海市政局的中國建築企業家那裡得來的禮物。另外一個企業家與羅爾夫幾乎沒有交往，送了我們一張價值100多金圓券的在上海最大商店永安公司的購物支票。接受這類東西在中國或者在局裡並不是不誠實的，而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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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封信裡，我還提到我的阿媽的丈夫死亡的事情，他是一個掃大街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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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一個24歲的兒子，失業了，羅爾夫或許可以把他安排在市政局裡。她那15歲的女兒每天去一家店鋪彈棉花，每天掙10個分幣，有時掙10個分幣5個銅板（一個銅板相當於半個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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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最為美好的回憶當中，只有少數幾次是「非秘密」地和同志在一起。一次是1932年我們在一家飯店的聚會，到場的有奧托·布勞恩和他當時的生活伴侶，這是一個德國女同志，格裡沙、裡夏德和東道主，這是一個我不認識的，黑頭發、黑眼睛的精力旺盛的同志，我像別人一樣稱呼他弗雷德。我已經不記得我們是為什麼聚會的，那是一個高興的晚上。奧托的妻子的年齡跟我一樣，同樣也在青年團裡參加過體育鍛煉，我們以巨大的靈活性練體操。弗雷德那縱情的笑聲既粗擴又歡快，他的聲音好聽，會唱許多歌曲，聽他唱歌是一種享受。他是這天晚上的中心。

　　兩天以後，裡夏德讓我去給弗雷德送材料，這材料裝在一個不適用的長長的硬紙筒裡。弗雷德跟我閒聊了一陣。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也許是因為他興趣廣泛，或者恰恰因為我對他並不熟悉，我對他講起了我與羅爾夫之間的矛盾，我問他我們是否應該為了工作而離婚。弗雷德耐心地聽了我的話，他說他非常感謝我對他的信賴。我已經不記得他提了什麼建議。三個小時以後，當我走的時候，我才想到，遞送這個紙筒只不過是個藉口，實際上他是在考驗我是否適合做這種工作。

　　多年以後我在一張「馬德裡英雄」的照片上又認出了他。原來他是曼弗雷德·施特恩，他就是那個以克雷伯爾的名字而著稱的指揮官，馬德裡前線的保衛者和英雄。在德國他參加過1921年的三月鬥爭和1923年的漢堡起義，在中國他于1932年成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的軍事顧問。西班牙內戰以後，他成了紅軍的高級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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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裡夏德、保爾、格裡沙、弗蘭茨、馬克斯到黃浦江對岸的上海進行了一次郊遊，關於這一次郊遊我在給家裡的信中寫道：

　　1932年10月27日

　　最近我到浦東去了一趟，它位於黃浦江的另一岸，上海對面，這是一個工廠區。我們拜訪了中國基督教徒協會的實驗區。他們在那裡蓋了一個學校和大約30棟工人住宅，月租金4個馬克。我問他們按照什麼標準挑選租房人，當然他們必須是基督教徒，除此之外，每月必須有40到60上海金圓券的收入，這就是說，只有工人貴族才允許住進來，因為這是一種高工資……

　　然後我們去了乞丐、苦力和失業者們的土坯棚。棚子這個詞對於這些簡陋的小屋子來說，是一種高雅的表達方式，有些棚子是用廢舊鐵皮搭起來的，既無窗子又無磚石，沒有地板，一個做飯用的小爐子，就放在棚前的露天地裡。人們的模樣簡直無法描述。成年人幾乎是光著身子披著幾塊破布片走來走去。這裡有上千棟這樣的小棚子。有些幸運的家庭，他們的孩子能在附近一家工廠裡找到工作，每月掙6個金圓券。這些棚子都歸住戶所有，只需每年為蓋「房」用的這塊「地皮」付兩個金圓券的房租。最令人驚訝的是，這些人居然存活下來。附近是一棟富裕的中國住宅，帶有漂亮的花園。房主是從前一個工廠苦力的監工，他的財富是十個分幣十個分幣地搜刮來的。大房子旁邊有一棟簡陋的小房子，幾年前他還住在那裡。現在連這棟大房子都嫌不夠好了，他住進上海一棟更大的房子裡，剛剛娶了第四房老婆，這是他的財富的一個新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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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們聚在一起進行這樣的參觀，並非什麼不尋常的事情，也並非不負責任的行動。我說過，許多歐洲人互相都是認識的。在這次郊遊中我們還步行到了鄉下。我還記得我們在一片草地上所做的遊戲，其中就有我和保爾做的「攪黃油」。我們背靠背站著，把胳膊交叉在一起，設法把對方背起來。簡直不可理解的是，我居然成功地把沉重的保爾背了起來。一張照片尚保存下來，這是裡夏德拍攝的，遺憾的是，只能看見保爾背我的情景，只能看見他的一截胳膊。

　　最有趣的一次「結伴郊遊」是由我和艾格尼斯、阿圖爾·埃沃茲的妻子薩寶和奧托·布勞思的伴侶進行的，共出去三天。令我高興的是，裡夏德經過略微遲疑之後，居然允許我乘坐了一次篷船，這是一次無法忘懷的經歷。關於工作一個字都不談。薩寶給我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她作為一個革命同志的經歷，她的理智和她那乾巴巴的幽默，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上海也只有一次或者兩次見過阿圖爾和薩寶，我很欽佩阿圖爾的活潑和聰明，可是他很容易發脾氣，每當他過分激動的時候，薩寶都會設法使他平靜下來，他們夫婦①一生廝守在一起，從未分離。

　　①阿圖爾和艾麗絲（薩寶）·埃沃茲從青年時代便是同志，阿圖爾曾任共產黨國會議員團成員，後任共產國際代表，在巴西被捕，因受刑致精神失常，薩寶從巴西引渡回德國，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被殺害。

　　我們在上海相會30年以後，我在《奧爾迦·貝納裡奧》一書中描述了薩寶的死和阿圖爾的遭遇。

　　除了與克雷伯爾將軍度過的那個晚上，除了去黃浦江對岸郊遊和乘坐篷船之外，在工作以外的時間裡我從未遇見過那些與我家沒有來往的同志。我能夠詳細描述我的歡樂氣氛，但我已不記得都說了些什麼。有些事情記述下來也許沒有多少價值，例如薩寶在篷船裡做飯，艾格尼斯給我們講笑話，克雷伯爾將軍在那家飯店一個房間裡唱歌，我和裡夏德、保爾在草地上賽跑，直至連跑帶笑地喘不出氣來，躺倒在草地上。

　　我講述那些大人物，描繪的都是不重要的事情。不過，處於我們的地位，這樣放鬆是極少見的，極特殊的，只是這不多的時間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1年9月，日本入侵滿洲，這種強盜行為的辯護方式，對於我們來說是太熟悉了：「人口眾多的日本需要生存空間」，後來又說：「希特勒德國在共同的敵人，共產主義和它的滋生地蘇聯面前必須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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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書信：

　　這裡的政治形勢在德國報紙上出現的很少，所以我寫了一則短訊。中心問題是中日矛盾。大概的情況你們是知道的，即日本人用軍事力量佔領了以奉天為首府的滿洲的一部分……日本人暫時的興趣是佔領南滿，很快就會去佔領北滿，這就涉及到俄羅斯了，因為俄羅斯是中東鐵路的合夥人。俄羅斯為了完成五年計劃，無論如何也要阻止一場戰爭，它根本不想打仗，但是向它的邊界推進的日本，意味著一種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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