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12)_魯特·維爾納

一二

　　我還記得格裡沙當時關於這張照片所說的話：「太像了，典型的你，可以稱它為『一個海盜的肖像』。」

　　這張照片和格裡沙為我洗印的許多別的照片今天尚在，我今天甚至還保存著當年在格裡沙商店裡買來的那台已經45年的萊伊卡，用它來攝影仍然是無可挑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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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兒子叫米夏埃爾，羅爾夫知道我給他取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美國同志和作家米夏埃爾·高爾德。我是1928年在美國逗留期間在哈德遜一個夏令營裡認識他的，他那本《沒有錢的猶太人》是我當時最喜歡的作品之一。後來他還到德國來看望過我的父母，那時我已經在中國了。直到他1967年去世我還儘量閱讀他在美國黨報《工人日報》（後改為《世界日報》）上發表的評論。他未能寫完自己的回憶錄，這對於國際工人運動是一個損失。

　　不言而喻的是，小兒子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出生以後我立即給於爾根和瑪格麗特寫了一封信：

　　這孩子簡直太令我幸福了，可我又害怕他會消耗盡我的全部精力。在這一個月裡我什麼都不能做，既不能侍候羅爾夫，也不能從事政治工作，也不能讀書，不能給你們寫信，只能侍候孩子，一切其餘的事情只能圍繞著孩子。這仿佛是一個充滿全新感情和思想的全新世界。

　　米沙①降生11天時，政治又作為「競爭者」出現，寫給母親的信中只有一半講的是兒子的事情。

　　①米夏埃爾的昵稱。——譯注

　　1931年2月23日

　　現在每次哺過奶我都稱稱他，總能增加一克，若是達不到最低限度，我便再給他哺一次奶，每一克奶都是重要的……羅爾夫不斷觀察小兒子，哺過奶之後我們就互相提醒，把他放回嬰兒床上去，讓他睡覺，親親他，不厭其煩地議論他的小臉蛋兒。

　　經常陪伴我的是《嬰兒的哺乳與護理》和《健康的孩子》，作為調劑讀皮利尼亞克的《伏爾加河流入裡海》，拉狄克寫的那篇十分有趣的前言，內容很豐富。

　　非常有趣的是，歐洲新聞界突然那麼認真地關心起蘇聯的五年計劃來。到目前為止他們總是說工人在五年計劃當中如何受苦，當然他們要忍受十分清貧的生活，不過我的印象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是贊成吃苦的，以便實現他們的事業——五年計劃。也頗為有趣的是，資本主義一方面在肯定五年計劃取得的成就以後，立即採取針對性措施，不向俄羅斯輸出機器等，不購買便宜的俄羅斯商品……

　　……若是米沙夜裡兩點醒來，尿濕了床，我真不應該給他換尿布嗎？可當他啼哭，兩腳胡亂踢蹬的時候，我還是應該起來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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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格尼斯以愛心和傷感注視著我的孩子的成長，當米夏埃爾第一次露出笑容時，我打電話告訴她，她也看見了他第一次邁步。米沙是個快樂而聰明的小傢伙，所有的同志都喜歡他。彼得和前必莉自己尚沒有孩子，經常照料他。最離不開米沙的要算我的女友伊薩。在1931年3月24日的一封信裡，我第一次提到伊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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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向你們描述一個熟人。有一天一個年輕的姑娘攜帶著幾箱子書來到這裡，她開了一家擺滿德文、英文和法文進步書籍的小書店。從前她是柏林一家書店的職員，一家中國出版社提醒她的老闆留心在上海的機遇。顧客主要是中國的大學生。她今年剛好23歲，勇敢，是嗎？遺憾的是她對銷售這一行十分不熟練，我的手癢癢得直想幫她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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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薩比我在信裡寫的可要勇敢得多，她也是一位同志，並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她跟她的生活伴侶，一位中國同志，曾長時間地生活在莫斯科，並跟隨他一道來到中國。由於從事秘密工作的原因，他們不能生活在一起。伊薩把她的孩子留在了莫斯科，她十分想念她那尚不滿兩歲的女兒，關於她的孩子，我是後來才知道的。伊薩的丈夫參加了一個托洛茨基小組，由於在政治上爭執不休，她離開了他。

　　伊薩那白淨的皮膚上有些雀斑，她有一雙乳藍色的眼睛和一頭紅色的，一點都不服帖的頭髮。她不善於，也不懂得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在歐洲人看來，伊薩在上海的生活是十分儉樸的。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她很快跟我親近起來，像親姊妹一般。她與羅爾夫相處得很好，於是我們的家便成了她的第二個家。我們從來不談秘密工作，我不知道她是否認識裡夏德小組裡的什麼人，她也不知道我的情況。上海的人們都知道，我像她一樣從事過書商職業。

　　伊薩到我家來時，總是問我她可不可以給米沙洗澡，在她得知她的孩子的死訊之後，她才談起自己的孩子，這孩子死于腦膜炎。她對米沙的坦率而毫無忌妒之心的愛，是符合她那十分美好的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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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常常談些關於她的書店的事情，我幫助她組織了一個凱綏·珂羅惠支作品展覽。伊薩比我勤快和無私。我做事情比她快，點子多。

　　我已不再記得我是什麼時候第一次遇見裡夏德的副手保爾（保爾·裡姆）的，他有時與裡夏德一道來我這裡。他有一個圓圓的，幾乎光禿的腦袋，一雙小眼睛和一張敏捷而和善的笑臉，他那巨大而笨重的身體只能緩慢活動。從他那張臉上看不出他的聰明，他那安靜的好脾氣令人想不到他常常能證明具有一個革命者的堅毅和熱情。

　　保爾出身于一個愛沙尼亞農業工人家庭，他的經歷：當過紅色近衛軍，國內戰爭中的政治委員，曾經被選人蘇維埃，在軍事學院讀過書，當過蘇聯將軍。我不知他在上海生活中所用的姓名，當時我也不知道他出生於愛沙尼亞，我曾經數次見過他那豐滿而慈祥的妻子露易絲，她出生於拉脫維亞。我當時知道他開著一家飯館，所以我不相信如《左爾格博士的東京來電》說的那樣，他也是約恩那個照相器材商店的老闆，兩個同志利用一個合法身份是毫無意義的，尤其是保爾已經通過飯館取得了合法身份。我從未在格裡沙的店內見過他，只在沖印膠捲的後室裡見過。

　　我提到過，在我家住宅裡會面時，我並不在現場，我只是為同志們提供一個安全的房子，我用茶招待他們，親自把茶水給他們端進屋裡。這是反常的，因為歐洲女人把任何工作都交待僕人們去做，為此我偶爾也要侍候其他的客人，以便讓僕人們看來，這至多是我的一種怪癖，並非特殊對待某些特殊的客人。

　　我為同志們保存的箱子是會面時用的，裡面裝的是印刷的和手寫的資料。不久，裡夏德又提來第二個箱子，像第一個那樣，我把它放在壁櫥裡，放在我們那個在夏天存放防蟲蛀衣物的樟木箱子後面。這是一種巨大的旅行箱包，這種東西並不顯眼，每個歐洲人家庭裡都有許多，因為誰都不是長期在上海生活。

　　當我第二次把茶水送到樓上房間裡時，同志們手裡都拿著手槍，地毯上的箱子裡裝的也是武器，我示意裡夏德和保爾，我在這個時刻是不受歡迎的，儘管如此，我卻很高興。

　　不只是紙張，還有武器！於是我感到自己比我想像的要有用處。我總覺得我的工作意義不大，還為此而煩惱過呢。①

　　①箱子裡也裝有一部地下電臺。這是50年後我在蘇軍報紙《紅星》上的一篇文章中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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