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11)_魯特·維爾納

一一

　　立新棉紡廠有2000工人，其中有1500女工和數百名兒童。每天工作12小時，女人和兒童有1小時休息，男人沒有休息，他們就站在機器旁邊一邊工作一邊用餐。大多數女工年齡在16到22歲之間，女人的工資每月相當於8到12個馬克。多數兒童看上去只有10歲，在炎熱的屋子裡震耳欲聾的喧鬧聲，十分可怕。兒童的年齡在萊尼和賓欣①之間，卻要工作12小時！我看見他們站在機器旁邊吃飯，兩分鐘之內他們要多次放下飯碗去操縱把手，接上斷了的線頭兒。

　　①她們都是我的妹妹。

　　公司蓋了一排兩層的房子，一個工人把我們讓進他的住宅，這住宅像其餘住宅一樣，只有一間臥室，裡邊剛好能容納兩張床……他一家共有五口人，這間屋每月值1.5馬克。他的孩子從10歲開始工作，前半年他們得不到工資，如果他們證明自己稱職，每天可以得到15到20芬尼，若是不稱職，將無償地被趕出去。這家工廠每月有兩三天假期，這要視它有多少活兒可做，當然是沒有工資的。沒有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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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封信還有許多頁，說的都是參觀工廠的事情，其中說到了嬰兒們躺在機器旁邊，母親們則用赤裸的雙手從幾乎沸騰的水中撈取蠶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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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我們沿街進行了一次散步。整個城市被包圍在城牆裡，城市的四面有四座巨大的城門，每天夜裡12點關閉。城外有許多人居住在茅草棚裡，這些住戶都是來自災區的失業者。無錫有48家絲織廠，只有4家開工，由於日本人和意大利人的競爭，提高了出口美國關稅，這是普遍性的世界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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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和韓就是這樣通過生動活潑的直觀教學法，幫助我認識中國和它的問題，我開始理解和熱愛這個民族。

　　同樣，我也十分感激楊教授和他的夫人，他在一所大學裡教書，他的夫人是圖書館員，我們稱呼他們為彼得和茜必莉。

　　我不記得彼得是否參加過與裡夏德的會面，但是我們偶爾也互相傳遞情報。彼得人生得又瘦又小，看上去更像個柔弱的男孩子，不像個學者，他的智力令我想起我的哥哥。他像於爾根一樣，腦袋裡儲存著無窮無盡的笑話和故事，一遇合適的機會他便要露一手，要麼就杜撰自己的笑話，他會像自己的聽眾一樣，為這些笑話開懷大笑。不間斷工作的，嚴肅的學者和地下工作的共產黨人，大概需要這種調劑和放鬆。

　　茜必莉生著一副充滿智慧的漂亮面孔，棕色的皮膚，臉上有對小酒窩和特別白淨的牙齒，她政治上十分積極，具有組織工作才能。

　　羅爾夫認識這兩個人，他們也成了他的朋友，艾格尼斯也從彼得的知識和聯繫中為她的記者工作獲得了益處，每當彼得和前必莉來我家做客時，她常常也過來。由於彼得是個聲望頗高的學者，跟他來往是不會引起懷疑的，與「上層」中國人在一起是沒有問題的。在商界與這個國家的富商們保持私人交往是能夠賺錢的。羅爾夫在英租界城市工程建設方面的「承包商」拜訪我時，總是給我帶來許多珍貴禮物，我總是悉數收下，以免超出歐洲女士們的常規。裡夏德同樣勸我這樣做。

　　在裡夏德的同事當中有一個年輕而溫柔的中國女子，她梳著短髮，有一副蒼白的面孔和略微突出的牙齒。她出身自一個頗有影響的家庭，我記得她父親是一個國民黨的高級將領，當她根據自己的選擇與一個貧窮的共產黨人結婚時，被她父親轟了出來。她是一個聰慧、勇敢而又謙遜的女人，裡夏德有時也帶她到我這裡來，我特別喜歡她，我在《一個不平凡的少女》這本書裡，以一個「馬銀」的形象，為她樹立了一座紀念碑。「馬銀」的丈夫得了肺病，遵照裡夏德的願望，我在莫干山中為他租了一棟小別墅。我還去那裡探視過他。

　　當我想起這些同志，想起我們的許多政治談話，想起和韓與溫共同學習的情景，我幾乎無法相信，假如他們還活著，他們會敵視我們。①

　　①60年代初期中蘇兩黨開展論戰以後，中國與當時的民主德國之間關係亦十分緊張，故作者才有此說。——譯注

　　在裡夏德小組裡最密切的人裡，有德國報務員馬克斯·克裡斯蒂安森一克勞森，他因在日本與裡夏德合作而成了著名人物，還有弗蘭茨、約恩和保爾。弗蘭茨生得結實，並不高大，他與一個在上海生活的白俄女人結婚了，讓一個如此年輕的女人適應另外一種生活，委實是一個痛苦過程，裡夏德也為此而感到不安。弗蘭茨有一頭像小麵包一樣淡黃色的頭髮，紅撲撲的面頰，有一副好心腸，他生活得十分輕鬆。裡夏德是否需要兩個報務員，是否要取消一個，要麼就是為另一個城市準備的，這些我都不知道。也許弗蘭茨還有一種我不熟悉的特殊技能。

　　其實，我當時對報務員這門職業什麼都不懂。弗蘭茨和馬克斯都當過海員，當時在情報機構的同志們當中有許多是海員，他們借助自己的職業充當信使，他們經受了考驗，進一步接受了訓練。

　　比起馬克斯或者弗蘭茨來，我與約恩在一起的機會更多。約恩是波蘭人，有時我們稱呼他格裡沙，我發現他喜歡這個稱呼，於是我一直這樣稱呼他。也許這就是他的真實名字。格裡沙20多歲，他有一頭側分的深色捲曲的頭髮，額頭如同磨過一般鋥亮，一雙黑眼睛和突起的顴骨。格裡沙很少談起自己，他沉默寡言、嚴肅，他比馬克斯或者弗蘭茨顯得更複雜，我們認識很久以後，我才瞭解到一些他的個人生活。我記得他的父母根本就不知道他住在上海。

　　奧托·布勞恩①在《左爾格博士東京來電》一書中提到，他在上海一家照相器材商店遇見裡夏德和一個德語講得很好的波蘭人，這就是格裡沙，那家照相器材商店是他的公開職業。他賣照相機，為顧客沖印膠捲。他是小組裡的攝影師，負責把情報資料複製成微縮膠捲。

　　①中文名字叫「李德」，曾在中國工農紅軍中任顧問。——譯注

　　裡夏德問過我，羅爾夫作為建築師能否接收照相器材商店的內部裝修，這個照相器材商店是1931年底，1932年初開業的。讓格裡沙以這樣的方式認識羅爾夫，對於他到我家來是一個好藉口。格裡沙為裝修他的商店提出一些特殊要求，需要與羅爾夫當面磋商，又不讓他準確知道是為了什麼。

　　我已不記得我是採取什麼計策把他們二人弄到一起的，反正我是讓羅爾夫公開認識格裡沙的。格裡沙興致勃勃地用吻手和「尊貴的夫人」對我表示問候，但這齣喜劇卻苦了我。

　　商店開業不久，羅爾夫滿足了我一個大的願望，在那裡給我買了一台萊伊卡照相機。我開始以極大熱情拍攝人像和風景，格裡沙為我沖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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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6月7日致母親

　　我寄給你的相冊裡都是旅行和郊遊的照片，那張大照片不是我讓攝影師給放大的，而是他覺得這張照片好，是他自己讓放大後送給我的。我的謙虛性格不允許我有這麼大規格相片，所以我寄給你。這張照片是我去蘭溪旅行時，瓦爾特用我的照相機拍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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