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9)_魯特·維爾納

九

　　僕人們的房間，確切說都是些磚砌的簡陋小屋，都是孤零零的，它們既無窗戶，也沒有通向房屋的直接入口，廚師、保姆和勤雜工都經過庭院走後門進廚房。在中午和「主人」下班之前這段時間內，他們要以歐洲的家務方式保持安靜，因為「太太」也要休息。僕人們只要不搖鈴召喚他們，是不會進室內來的。我自己給所有的客人開房門。樓梯從樓下通到樓上，我們把樓下佈置成起居室，這裡沒有我的命令是不能利用的。

　　經常來的那些中國同志，陸續地成了我的語言教師，這樣他們就可以公開地來拜訪我，他們的來訪對於地下工作來說，也不顯眼。

　　參加會面的同志們不是全都在同一時間來，走出我家時，他們也同樣是間隔開來陸續離去。裡夏德是最後一個離開，他總要與我談上半個小時或者更長的時間。我與他的相識，必要時可以通過我們二人與艾格尼斯的相識說明。他偶爾拿一份新聞稿來讓我抄寫，當做他來訪的藉口。此外，歐洲人總是有類似的社會生活，互相之間的來往幾乎用不著說明。實際上，除了我們小組的人之外，誰都不知道他的拜訪，儘管在這兩年裡他來過我們這裡至少有50次。

　　在最初的幾周裡，一旦他為了跟我聊天耽擱時間久了，我表現得頗為拘謹，因為我不願意顯得多麼好奇。我的確不是這樣，而且也絕不因為在我家裡發生的事情自己卻幾乎毫無所知而感到委屈。我接受從事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則。可是這種要表現出不好奇的願望使我心神不定，關於這個問題或許應該和裡夏德談談。而當他問起來時，我的回答卻十分簡單。

　　在進行這樣一次談話時，經過一陣尷尬的停頓之後，我不禮貌地說：「時間到了，您該走了。」（裡夏德是惟一一個我不用「您」稱呼的人。）他站起來，拿上帽子說：「看樣子，我要被轟」走了。」我低頭未語。

　　《左爾格博士東京來電》一書說，有人認為裡夏德有時流露出傷感情緒，對他的這種看法完全是錯誤的。在我較好地瞭解他之後，偶爾我也感覺到了他的傷感，這或許是一種身體痛苦的表現，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負過傷，有些日子他不是像往常那樣生機勃勃、那樣幽默和尖刻，而是顯得沉默和壓抑。

　　翌年春天，我兒子大概已經兩個月了，裡夏德突然問我，願不願意跟他騎摩托車出去兜風。我們在離我家不遠的城市邊緣會面，我這是有生以來頭一遭騎摩托車，他還得向我解釋怎樣才能坐得牢固，雙腳要蹬在踏板上。

　　半年以後，裡夏德躺在醫院裡，腿上打了石膏，當我去探望他時，同志們告訴我，他總是超速行駛。

　　這種飛馳一般的行駛令我十分振奮，我反復喊著加油啊，他也滿足我的願望。當我們行駛了好長一段時間停下來時，我簡直像換了一個人一樣，那可惡的上海社交生活，什麼要不斷成熟起來，什麼地下工作的責任和對十分嬌嫩的孩子的不必要的擔心，全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我大笑著，歡跳著，嘴裡滔滔不絕地說著，全不管裡夏德對我的行為有什麼想法。他搞這次出遊，也許是為了考驗我的身體耐力。假如他真的是這麼聰明，設法在我們之間建立良好關係，那麼他算是選對了方法。這次出遊之後，我不再那麼拘謹，我們之間的聊天也更有意義了。這證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多麼重要啊，為了建立這種關係而衝破嚴格的地下工作限制，也許是對的。

　　裡夏德從未教過我關於從事秘密工作的規則和理論。為了對同志們的生命負責，別人的經驗也是有用的，但是責任心本身給人的教育最為深刻，想到他們和自己的安全，就會採取適當的行動。理所當然的是，白天或者傍晚，我要注意觀察是否有人監視我的房子或者我本身。同志們會面之前和之後，我要不動聲色地檢查一下大街上的動靜。雖然沒有人教，我同樣也懂得，要儘量多請些資產階級的客人來，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顯眼。

　　在與裡夏德談話時我發現，他對我與我們的熟人如法本公司的希波、瓦爾特、威廉律師、伯恩施坦、溫格倫一施特恩伯格、普勞特等進行的某些談話是感興趣的，於是我便有目標地邀請客人們來。只要裡夏德同意我的想法，我很願意這樣做，從他的面部表情我會發現，他覺得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

　　就這樣，我通過他的舉止幾乎是在不知不覺當中學會了駕馭自己，只要他認為是重要的，我就能習慣地採取恰當方式與人們談話。即使他不說，我也明白這對於他是有用的，現在我可以說，我瞭解我們的「機關」了。也許我不能向他提供重要情報，他自己有許多更好的聯繫，但是也許能形成一幅畫面，我對人的性格和行為的估價，對他們的看法的估價，也許會偶然對經濟和政治問題有價值。

　　我也很快認識到，對於裡夏德來說，光事實是不夠的。一旦我掌握事實不多時，他便會問道：「您的想法呢？」

　　有一次他說：「好，好，這個分析是正確的。」

　　我要再強調一次，後來也不曾有過我知道自己在為誰工作的激動人心的時刻，我只瞭解工作當中的那些事情，隨著工作的增加，我知道得越來越清楚。我相信這很能說明裡夏德和他的同志們的工作方法的特點。當然，這期間我的求知欲並未給我帶來什麼煩惱。我為自己能在這樣一些出色的共產黨人圈子裡工作而感到幸福，後面我還要講述別人的情況。我通過他們的榜樣學到許多東西，他們並未有意識地教我。秘密行動成了第二天性，因為我要保護的那些同志不斷地受到威脅，我以同樣的直覺守護他們，像守護我的小兒子一樣，這可能是一個奇異的比方。猶如孩子的輕微哭聲喚醒我一樣，在同志們周圍哪怕有最微小的異常現象和不正常的事情，都會引起我的警惕。

　　回顧這段時間，在今天看來，我寫給家裡的那些信件都過分坦率，不言而喻的是，這些信從未涉及地下工作，甚至沒有絲毫的暗示，我的思想狀況則不同。這也許與我在上海資產階級社交圈子裡為自己所設想的角色有關，從一開始我就是以一個資產階級進步分子的面貌出現的，我從來不隱諱自己對中國的興趣。我認為，在周圍環境允許的條件下，應該找到符合自己身份的行為方式。我不需要絞盡腦汁去扮演一個納粹女人的角色，由於種族的原因，扮演這樣一個角色是辦不到的。對於我這樣一個人來說，扮演一個「民主進步的知識女性」是最合適的。1933年以後，對於我來說，扮演這樣一個角色是惟一的可能。從一開始我就必須考慮到，通過隨便一個什麼偶然的機會公開我過去的經歷，這並不意味著是災難，一個人在青年時代曾經是共產黨人，隨著年齡的增長變得「理智」起來，這對於資產階級的人來說，不是什麼不尋常的道路。通過羅爾夫的職位，我們牢牢地坐在了資產階級的交椅上，任何人都不會想到，我會通過與共產黨的接觸，葬送我的家庭，葬送我們在中國所創造的一切，在他們看來，這是一種發瘋的想法，尤其是作為一個幼小孩子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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