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8)_魯特·維爾納

八

　　我在給家裡寫的信中談了許多關於艾格尼斯和其他熟人的事情，但對我今後生活產生重要作用的事情，卻不得不保持沉默。

　　艾格尼斯知道我十分期待著同黨組織取得聯繫，急於過一種積極的、有用的日子。

　　我們相識之後不久，她說，假如我同意，她可以為我尋找一個我完全信得過的共產黨人。

　　這位同志來到了我的住宅。他就是裡夏德·左爾格。艾格尼斯知道左爾格博士同樣也在為德國新聞界寫作，她覺得在新聞工作之外支持左爾格，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與他見面時，艾格尼斯並未在場，只有我自己。她只是為我們初次會面當了中介入。我不相信她完全清楚左爾格的活動。

　　我用不著描繪這個不平凡的人的外貌，他在許多書籍和文章裡都出現過。他第一次來拜訪我，是在1930年的11月。當時，我們還住在瓦爾特家裡。裡夏德·左爾格當年只有35歲，我也同樣覺得他的確像別人描繪的那樣，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一個狹長的腦袋，一頭濃密而捲曲的頭髮，臉上已經有了皺紋，一雙深藍色的眼睛，鑲著一圈深色的睫毛，他有一張輪廓漂亮的嘴。

　　我現在之所以要描繪一番裡夏德·左爾格，也許是因為不在眼前看著他，就無法想像他的樣子。

　　我們初次會面時，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姓名對於我來說，也沒有什麼意義。裡夏德說，他聽說我願意支援中國同志的工作。他談到了反對這個國家反動政府的鬥爭，他談到責任，談到即使給中國同志哪怕是最小的幫助，都會遇到的危險，他勸我再想一想這件事情。現在我還可以拒絕，無論誰都不會埋怨我。

　　他看出來我正懷孩子，艾格尼斯肯定也提到過我懷孕的事情。

　　聽他問我能否在危險情況下參與工作，盡國際主義義務，我覺得受了委屈。我當時並不理解他為什麼要冒這種風險，萬一遭到拒絕，可不是個人的事情。在我以某種生硬的態度做出肯定答覆之後，裡夏德沉默了半個小時，然後他仔細談了在我們住宅裡與中國同志接頭的可能性。我的任務只是提供房間，並不參與談話。

　　此後不久，便開始了會面。這類會面在裡夏德·左爾格領導下進行了兩年，直到1932年底。據我的記憶，後來一個叫褓爾」的人接替了他的位置。

　　令我驚訝的是，從我與艾格尼斯第一次會面，到裡夏德來訪，在我看來這段時間是很短的，他是怎樣如此迅速地瞭解到我的可靠性的呢？

　　我記得裡夏德建議我到一條主要街道上去觀看一次遊行，不必直接參加進去，扮做購物的樣子，作為歐洲人證明我在現場；我站在巨大的永安百貨商店門前，看見許多中國人遭毆打，被逮捕。

　　在多數情況下，被逮捕即意味著死亡。我注視著那些剛剛被判處死刑的年輕人的面孔，我知道，若是有人向我提出要求，我會為他做任何工作。

　　後來我才知道，格哈特·艾斯勒①在那裡看見了我，我們在柏林曾經有過一面之交。他讓同志們提醒我，往後再遇見這種情況，要把自己打扮成貴婦人模樣，比如說戴上一頂帽子。在那之前我並不知道他在中國，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在那裡見過他。

　　①原為德共政治局委員，1928年因反對台爾曼被解除職務，1929年中—1930年底，被共產國際執行局派往上海從事秘密工作。——譯注。

　　格哈特·艾斯勒知道我父親在德國工人運動中是很受尊敬的。我父親是國際工援的積極分子，在進步的資產階級人權協會中代表左翼勢力。作為國民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他每個月都計算一次「最低生活水平」，那些撒謊的資產階級統計學家總是回避這個問題，可它對於為工人階級提高工資而鬥爭的工會卻是有用的。這些統計數字都發表在父親個人主編的《財政通訊》上，我們在施拉赫滕湖的家裡把這份雜誌當做家裡的第6個女兒看待，親昵地稱它為「菲娜」。

　　＊＊＊

　　結識裡夏德之後，我聽說他接到共產國際的通知，歡迎我參加工作。

　　裡夏德很希望我留在他的小組裡，他覺得從秘密工作的角度來看，更換是不利的，但是他讓我自己拿主意。

　　我留在裡夏德這裡並參加了他的小組，我絲毫未考慮這個小組要執行什麼任務。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原來是參與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局的工作。

　　對我來說絲毫沒有改變。我知道我的活動是支援我生活的這個國家裡的同志的，而且這種支援是從蘇聯來的，我覺得這更好。

　　我已經無法回憶起我們住在瓦爾特家時每一次會面的情形，但是我為這個小組所做的工作，從與裡夏德談話之後，就在那裡開始了。

　　我還清楚地記得，1931年2月，我兒子過生日時，裡夏德向我表示祝賀，我一方面由於自己忙於生孩子這類私事而感到難為情，另一方面又不無驕傲地把他領到嬰兒床旁邊看兒子；他彎下身去，小心翼翼地用手推動彈簧床，長時間地，默默地觀察著孩子。我當時想，他大概還從未見過這麼小的孩子呢。

　　瓦爾特幫助羅爾夫在上海謀到了他的職位，還在自己家裡殷勤地接待了我們，我在他家做地下工作若是被發現，可能會毀了他那前程遠大的職業生涯，甚至更多。關於我的工作，我必須保持沉默，一旦他知道了，或許會給他帶來更多的危害。

　　瓦爾特是一個成功的、顧體面的生意人。他是一個既聰明又實在的人，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是了如指掌的，當他需要它的物質可能性時，他會以嘲笑的態度說些風涼話。他對自己能從底層晉升上來感到驕傲，他有意識地繼續晉升。瓦爾特對中國感興趣並且同情中國。我們之間相處得很好，進行過無數次交談，在這些交談當中，我成功地影響了他。瓦爾特作為羅爾夫的朋友，我從18歲時就認識他，他也知道我從前的政治態度。儘管如此，他對我在上海的活動卻一無所知。我相信他從未想到我在當時中國的情況下，政治上會如此積極，因為在他看來，這太冒險，太不可思議。

　　瓦爾特的家和他的名字，對於地下工作是一種很好的偽裝。另外我們也不可能經常在那裡組織會面，因為瓦爾特的妻子經常在家裡。裡夏德建議我弄一個自己的住宅，羅爾夫和我本來也打算搬家，於是我開始注意尋找新的定居點。我們在法租界，即法國管轄的城區，找到了合適的地方。1931年4月1日，我們遷到那裡。我們的地址是霞飛路①1464號，後來改為1676號。

　　①即今日之淮海路。——譯注

　　摘自一封信：

　　整個住宅區如同坐落在一座小花園裡。從大街上沿著長長的未經修飾的花園路一直走，然後拐彎走上另一條花園路，就直接通到家了。我們從所有四個房間都能看見綠地，看不見別的房屋。

　　＊＊＊

　　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兩個出口，整個綠地毗鄰著兩條或者三條不同的大街。

　　裡夏德和他的同伴們每週在我這裡聚會一個下午，有時中間還插入長長的休息。除裡夏德之外，還來兩個或三個中國人，偶爾也來一個或者兩個另外的歐洲同志。我從未參與過這種談話，我只是警戒著不讓同志們受到干擾。會面是在二層樓進行的，下層的房間不安全，怕來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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