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海憶舊(6)_魯特·維爾納

六

　　在我寫這些信的時候，我的真實生活內容已經完全變成了另外的樣子。這是後話。我回頭再講講在上海最初幾周和幾個月的經歷。除了忍受炎熱、無聊和我在上海「社交界」所遇到的困難之外，在最初幾周同中國人絲毫未發生關係。我見到的是肮髒、貧窮和殘酷。我那實現兄弟般團結的願望，我那很想接觸人的努力，都失敗了。我們心自問，我是不是只能在理論上做個共產黨人，不懂得這裡的實踐完全不同於在家裡？

　　我的身體狀況越來越糟糕，因為我不斷的噁心。我天天嘔吐，身體日漸消瘦。醫生們擔心我不適應這裡的氣候，他們把一切都歸咎於生活沒有規律。直到10月份，我的健康狀況才見好轉，當然，我感覺到「腸子在蠕動」。醫生診斷說，不是腸子，而是孩子在蠕動。我已經有了5個月的身孕，卻沒有一個醫生做過這方面的檢查。現在我高興了，「命運」做出了另外的決定，完全不同於我們的計劃，再有4個月，寶寶就要出世了。

　　天氣稍微涼爽以後，我便出去逛大街，假日時，我和羅爾夫去郊遊。我讀了許多書，上中國語言課，我對自己的進步感到非常高興。在不知不覺之中我習慣了這個國家，看到了它的人的素質，周圍環境的美，享受著它的文化。特別是我在設法理解政治事件方面取得了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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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10月28日—30日

　　昨天，星期天，我們搭乘公共汽車出遊了一段，在中國人中間，我們是惟一的歐洲人，別人都有自己的汽車，要麼根本不出遊。在一條河旁我們走下車來，發現了非常好的道路。偶爾見到一座小村莊和農民住房、竹林、棉花地，到處都是棉花。

　　上海居住著300多萬人口。在外國人聚居區裡住著4.8萬外國人和140萬中國人，另外160萬中國人居住在閘北中國人城區。外國人中大約有18萬日本人①，6000白俄人（流亡者），7500英國人，1400法國人，1800美國人，2000印度人，1300葡萄牙人，1400德國人。這期間我瞭解了各種各樣關於中國的事情。這裡的共產黨人在三個所謂紅色省份裡力量最為強大：它們是江西、湖南、湖北，它們合在一起像德國一樣大，有全德國那樣多的人口。它們都在蘇維埃政府領導下。農村裡有公共的土地和穀倉，沒有大地主等等。這些省份裡的紅軍合在一起有15萬人，在他們背後是數百萬有組織的農村和城市居民。

　　①大部分日本人生活在外國人聚居的虹口區。

　　……兩個月之前，蔣介石開展了大規模的「剿共運動」，要在4月份徹底消滅所有的紅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政府軍出動了35萬人進入紅色省份。

　　……外國勢力自然都支持蔣介石。這裡的121艘外國戰船當中的大部分都遊弋在揚子江上，與中國艦隊一道攻擊兩岸和江上的紅軍。

　　……下面的事情也有助於瞭解這裡的形勢：南京中央政府（蔣介石）在許多省份根本沒有影響，這個國家的大部分領土是由將軍們私自管理和指揮的。每個將軍都有自己的士兵，將軍們之間的戰爭蹂躪了這個國家。在有些地方，南京的將軍們和地方將軍們互相調劑，比如在剝削他們管轄的省份方面，他們的兵力也互相調劑，因為他們的駐地社會條件十分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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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還未與党建立起聯繫。我暗示給我哥哥，同志們在德國似乎尚未採取什麼措施。現在我希望得到隨便什麼消息。雖然這在中國對於已婚歐洲女人來說通常並非如此，但我還是竭力要做些事情，直到我知道自己要生孩子，才停止這種努力。恰好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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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10月21日

　　令人非常高興的是，我到底還是找到了一份有趣的半日制工作。我曾經提到過普勞特，遠洋國民電報公司的領導人。首先我為他建立一個政治檔案室，搜集德文和英文新聞剪報……

　　1930年10月30日

　　我的工作非常有趣，普勞特是個非常喜歡擺架子的人，但他確實是個了不起的亞洲和中國通，我從中也得到許多好處，每當我刨根問底地向他請教時，他總是不厭其詳地給我解釋一切，當然，政治上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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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普勞特我結識了許多新聞記者，其中就有塔斯社的代表。以資產階級女人的身份出現在這位同志面前，令我感到十分痛苦。有時我會想，你為什麼不去拜訪他，把一切都告訴他，說你是一名黨員，感到十分孤獨？但是，我清醒地意識到，不能這樣做。

　　普勞特認識住在上海的美國女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在德國時，我就懷著激動的心情讀過她的《大地之子》，在這本書裡她描寫自己那充滿辛酸與貧困的生活。艾格尼斯是一個非技術工人的女兒。她父親既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她是作為刷盤子女工和摘煙葉女工掙錢讀大學的。後來她在柏林菩提樹下大街上的大學裡工作了多年。她在印度生活過，參加過那裡的革命活動。關於她的生平，我在柏林時，大概是1929年或者1930年，還有過一次奇特的經歷。當時黨在波茨坦廣場組織了一次大型書展。揚·赫特菲爾德負責佈置展覽廳。每天晚上我們的宣傳鼓動隊都在那裡演出。展覽搞了4周，從14點到22點開館。

　　有一次兩個印度人來到我的書攤前，我想把艾格尼斯·史沫特萊的《大地之子》賣給他們，還講述了書的內容。我詳詳細細地講述了艾格尼斯跟一個印度人結婚，後來又離婚的事情。二人當中那個年長的說：「全都對，我就是跟艾格尼斯結婚的那個印度人。」

　　我知道艾格尼斯作為資產階級的《法蘭克福報》記者在中國工作，她自己卻左傾得多。我很想認識她，卻總覺得有什麼東西阻礙我去接近在我看來如此了不起的人物。

　　普勞特知道我的願望以後，便在電話裡把我介紹給她。我記得我們約好第二天見面，我向她描述自己：「23歲，身高1.70米，黑頭發，大鼻子。」她縱情大笑，回答說：「34歲，中等身材，無特殊標誌。」

　　次日是11月7日，俄國革命13周年。我為我們的住宅買了紅玫瑰，至少提醒自己記住這一天。在共產主義青年團裡慶祝11月7日多麼好啊！

　　我們約好在市中心見面，立即互相辨認出來。艾格尼斯手裡捧著一束紅玫瑰，跟我家的紅玫瑰一模一樣，她要把它送給塔斯社的代表，祝賀11月7日。

　　我記得，我們坐在震旦飯店的咖啡廳裡，艾格尼斯刨根問底地盤問了我一通，由於我知道她的信仰，而且非常喜歡她，自從在上海生活以來，我第一次絲毫未隱瞞自己的世界觀。我提到我為自己的孤獨而感到不幸，但我未請求她幫助我建立聯繫，因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黨員。

　　關於這次會見，我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

　　1930年11月10日

　　……艾格尼斯看起來像一個聰明的女工。穿著樸素，稀疏的棕色頭髮，非常活潑的、灰色的大眼睛，她有一張雖不漂亮但卻端正的臉龐。當她往後梳理頭髮時，人們可以看見她那巨大而隆起的前額。她在這裡生活得並不輕鬆。歐洲人拒絕跟她來往，因為艾格尼斯徹底傷害了他們。當年她抵達上海時，封建的美國俱樂部為她舉行了一個茶會。艾格尼斯去了，她對一切中國東西都非常感興趣，她問是否有中國人參加，回答說：沒有，我們這裡沒有中國人會員。她又問道：也沒有中國人顧客？回答說：中國人不許進俱樂部。聽了這話，她起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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