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32)_學達書庫

三二

　　§第五章　回天乏力—八十而終

　　戴高樂在國際舞臺上維護了法國的獨立和主權，提高了法國的國際地位，而且對西歐其他國家如何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自己的獨立作用也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聯邦德國社會民主黨總書記維利·勃蘭特，在任聯邦政府總理以前曾經同戴高樂進行過幾次長談，感到很受啟發，躊躇滿志地自問：為什麼只有他能這樣做呢？

　　然而，決定戴高樂命運的賭注最終還是在國內，戴高樂在國際上取得的地位掩蓋著他在國內聲望的下降。

　　經濟情況尚可差強人意。戰後的經濟復興在第四共和國後半期已經開始，戴高樂重新執政後，法國經濟發展更快。1967年，法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人達2200多美元，超過了比利時、英國、荷蘭等西歐國家。通貨膨脹率也大為下降，國庫轉虧為盈。

　　1959年下半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上升了3%，1960年上升達7.9%，1961年上升了4.6%，1968年上升了6.8%。這一期間工業生產平均增長率為5.4%，農業生產增長了5%。不僅戰爭時期留下的創傷癒合了，而且第四共和國時期那種捉襟見肘的狀態也消逝了。法國和西歐其他國家一樣，經過一段經濟恢復時期，進入了西方輿論界所說的戰後「黃金時代」，以電子工業為先導的新興工業正悄悄地、但卻迅速地向法國迫近，就要叩法國的大門了。

　　戰後十多年來，法國人口增長率提高了。60年代的法國社會是青年人的社會，到1966年，20歲以下的青年占總人口的34%。50年代的幼兒要步入大學，巴黎大學人滿為患。人們在開始時並沒有意識到青年問題將為社會提出什麼樣的難題；正陶醉于外交輝煌成就的戴高樂將軍，更完全沒有想到，在巴黎偏遠的農泰爾文學院的一支引爆雷管正在發熱。

　　法國經濟的發展沒有給戴高樂在國內政治鬥爭中增加多少政治資本。戴高樂一生中最討厭的是所謂「政黨政治」，總想方設法限制政黨在決定國家重大事務中的作用。1958年9月，交付公民投票表決的第五共和國憲法，和1962年10月關於直接選舉共和國總統的公民投票，首要目的都是要加重總統的決策權、限制政黨的影響。

　　加強總統的權利，戴高樂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做到了。至於限制政黨的影響，卻困難得多。政黨依然林立，每當選舉或公民投票時，總有一些新名目的政治組織出現。在法國，任何一個政治家，離開了某個政黨，就很難在議會政治中活動。

　　1967年的議會選舉中，戴高樂派仍然穩拿了多數。不過，這既不能保證戴高樂的政權不受衝擊，也不意味著社會的穩定。在法國的政治中心巴黎，一大片包蘊著疾風驟雨的陰雲正濃濃地低垂著。

　　隨後的1968年是戴高樂交厄運的一年。由農泰爾文學院的青年學生掀起的一場席捲全國的風暴，造成了戴高樂政權的危機。

　　農泰爾文學院本來是平靜的，後來由於新生增多，出現了許多問題。學生們首先提出了履行傳統教育體制的要求。他們認為：法國傳統的教育制度限制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生活的自由，主張取消嚴格的考試制度；學生應該參與學校的管理。1967年12月以來，學生們開始了抵制考試的運動。運動迅速帶有政治色彩，從反對校規到反對越南戰爭，從要求絕對自由到抨擊資本主義制度。運動的口號五花八門，出現了名目繁多的以「新左派」自詡的群眾組織，有的以托洛茨基為招牌，有的打出格瓦拉主義的旗號，有的號稱「毛澤東共產主義小組」學生中出現了一些頗有些號召力的帶頭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社會學系的德籍學生丹尼爾·科恩—邦迪。

　　1968年3月22日，科恩—邦迪領導的「三月二十二日運動」小組誕生了。這一天，在科恩—邦迪的號召下，七百多名學生佔領了農泰爾的行政大樓，「三月二十二日運動」便因此得名。學校當局請求警察干預，矛盾陡然激化。

　　運動很快傳播到了巴黎大學所在的著名的拉丁區，傳播到了全國各地大學。警察逮捕科恩—邦迪以後，對立情緒一下子發展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被激怒了的學生同荷槍實彈的警察發生了直接衝突。在蓬皮杜總理的過問下，關了12個小時後的科恩—邦迪被釋放。

　　但是，局勢並沒有絲毫平息，示威行動繼續發展，各派學生組織、各種傾向的社團多如牛毛，就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革命等各種問題，展開了空前狂熱的大辯論。5月2日，巴黎大學當局宣佈停課。教育部長佩雷菲特、內政部長伏歇束手無策。

　　也正是5月2日這一天，總理蓬皮杜和外交部長顧夫·德姆維爾動身前往伊朗和阿富汗進行國事訪問。

　　由司法部長路易·若克斯代理總理的工作。蓬皮杜在這樣混亂的局勢下還要出國訪問，以及晚些時候戴高樂同樣不顧時局的艱危而照舊出訪羅馬尼亞，曾引起人們的許多議論和猜測。難道他們對國內的局勢就那麼坦然麼？顯而易見的是，總統和總理在處理這場危機的作法上是很不一樣的。蓬皮杜在離開巴黎前曾經表示過，處理學生運動，既要堅定，也要靈活，否則則難於收拾。他把問題留給了總統。戴高樂則十分自信，也十分鎮定。在他看來，對示威活動只能採取堅決鎮壓一途。5月3日，警察佔領了巴黎大學，大批學生被捕，拉丁區成了由鋪路石壘起的戰壕，學生們用石塊迎擊警察。至5月6日。被捕的學生達四百餘人，幾百名警察和學生在武鬥中受傷。

　　戴高樂絲毫不想卻步，他決心把學生運動鎮壓下去，他指示代總理若克斯、內政部長伏歇和教育部長佩雷菲特絕對不對學生讓步，巴黎大學駐進了武裝警察，學生則用石塊和街壘佔領了拉丁區。10日夜晚，棍棒、防毒面具、催淚彈、鋪路石塊拉丁區成了警察和學生的戰場。學生們決定在13日舉行更大規模的示威行動。這時，法國總工會和民主工人聯合會決定打破沉寂，也宣佈將於13日舉行總罷工，學生將和工人匯合在一起了。戴高樂一直處在憤怒之中，他決定：決不讓步，被捕的學生不能釋放，警察不能離開巴黎大學。

　　戴高樂決定以不妥協的姿態恢復社會秩序。幾個月來鬧得天翻地覆的學生運動，已是強弩之末了，這場把整個法國都捲進去的風暴，畢竟是自發而分散的，註定是不可能持久的。國民議會改選以後不久，佔領巴黎大學主要建築物的警察們撤出來了，在運動中最活躍的組織被政府宣佈為非法，「五月風暴」終於平息下來。

　　戴高樂念念不忘通過一次公民投票來挽回「五月風暴」造成的損失，並鞏固改選議會取得的成果。於是，他指定了一個小組起草改革方案，準備在適當時機交全民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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