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31)_學達書庫

三一

　　戴高樂決定同中國建交，必須克服兩個阻力：蔣介石的干擾和美國的壓力。

　　1957年，當富爾第一次訪華時，他從同周恩來總理的會談中得到了一個極深的印象，即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反對任何「兩個中國」作法，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才是中國人民的合法政府。戴高樂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理解這個問題的重要意義。

　　國民黨當局從1963年10月起，開始加緊活動，企圖干擾和動搖戴高樂的決心。12月24日，蔣介石給戴高樂寫信，要求澄清法國政府是否準備改變同中國關係的現在方式。戴高樂於1964年1月14日覆信，信中禮貌地表示對蔣介石本人如何懷有敬意和個人友情，但實際上卻是為了說出下面的幾句話：「我應該告訴您，確確實實，我的政府不久將同建立在北京的政府開始締結外交關係出現在大陸中國並已確立的形勢同我們過去所能預計的，是不相符合的。法國不能長期無視一個已經存在的事實。」

　　接著，戴高樂派遣了曾任駐國民黨當局大使的佩切科夫將軍拿著這封信去台北面見蔣介石。戴高樂想儘量作得周到些，但無意聽從蔣介石的勸阻。

　　1月27日，中法建交公報發表，國民黨當局在法國的「代辦」向法國外交部發出了「抗議」照會。

　　2月10日，法國政府聲明：即將到達巴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使團將是中國的外交代表，因此，臺灣當局的「外交使團」將因而失去存在的理由。

　　美國更是千方百計地向戴高樂施加壓力。1963年11月5日，戴高樂接見了美國駐法大使波倫。

　　12月16日，戴高樂在愛麗舍宮會見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

　　1964年1月7日，法國外交部政治司司長夏爾·呂塞約見波倫，告訴他法國已決定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幾天後，法國駐美大使埃爾韋·阿爾方也受命通報美國國務院，法國政府已在部長會議上作出了同中國建立政治關係的決定。阿爾方還說，法國政府認為，中國正在走與蘇聯不同的獨立道路，它已不再同蘇聯組成杜勒斯生前說過的那種鐵板一塊的集團。

　　1月16日，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哈裡曼向法國大使遞交了表示強烈反對的照會，說什麼法國此舉違反了「自由世界的利益」，照會遭到了法國政府的斷然拒絕。以後，美國仍一再表示「遺憾」和「失望」，但都已無濟於事了。

　　中法建交後，雙方迅速任命了各自的首任特命全權大使——黃鎮和呂西安·佩耶。佩耶於5月27日抵達北京，31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呈遞了國書，並且進行了長時間的氣氛友好的談話。6月6日，黃鎮在巴黎向戴高樂總統呈遞了國書。19日，戴高樂再次會見黃鎮，表示希望發展兩國的友好關係。

　　戴高樂作為一個富有進取精神的外交家，一直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于美、蘇關係上，使法國得以在國際舞臺上取得最大程度的發言權和自主權。同時也致力於處理歐洲建設的事務，他的理想是建立一個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人的歐洲」。

　　當然，戴高樂也沒有忽視廣大的亞、非、拉地區。

　　戴高樂1958年重掌政權後曾經有過一個短期的「法蘭西共同體」階段：除了幾內亞在公民投票中投反對票宣佈獨立以外，其餘殖民地都成為「法蘭西共同體」的成員國，享有除國防、外交以外的一定自治權。

　　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持續發展，所謂法屬非洲國家都在1959年後陸續宣佈獨立，「法蘭西共同體」也就結束了。從此，法國便通過各種雙邊的或多邊的條約，發展同這些國家的關係，同它們保持政治、經濟、文化，以至軍事上的聯繫。

　　拉丁美洲號稱美國的「後院」，但法國也曾經在這個地區有過自己的影響。戴高樂於1964年3月15—24日訪問墨西哥和法國在西半球的領地。同年9月20日至10月16日又用了約一個月的時間訪問了南美十國，加強了法國同這個地區的經濟和文化聯繫。

　　戴高樂自創建第五共和國以來，一直把主要精力集中用於法國的外交事務，他不僅是傑出的外交家，而且是外交戰略家。他為了維護法蘭西的民族獨立而表現出的不妥協精神，為法國贏得了國際聲譽和地位，並為它在東西方關係中爭得較大的活動餘地。以奉行獨立政策為基本特性的戴高樂主義，不僅在法國延續下去，而且越過邊界，對西歐產生強大影響。當戴高樂向美國的權威挑戰時，法國似乎只是一馬當先，北約內的一些西歐國家還不得不附和美國的調子，對戴高樂持某種批評態度。但是，沒有多久，戴高樂主義的精神就產生了很大的感染力。在戴高樂去世以後，西歐普遍出現了所謂「戴高樂主義」、「新戴高樂主義」等政治思潮，要求同美國拉開距離，同蘇聯改善關係。爭取歐洲的安全和緩和的呼聲終於促成了1975年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召開。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