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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兩人在會談中沒有一件事是談得攏的,雙方都亮明瞭觀點。全世界都看在眼裡:戴高樂正引導法國一往無前地走自己的路。

  1960年3月23日至4月3日,赫魯曉夫應戴高樂的正式邀請訪問法國。赫魯曉夫一家人都來了:夫人、兩個女兒和那個著名記者、赫魯曉夫的乘龍快婿阿朱別伊。兩國在意識形態上是針鋒相對的,因此少不了唇槍舌劍。然而在某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卻有不少匯合點。戴高樂在會談時提出了著名的「緩和、諒解、合作」的三部曲政策和「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歐洲建設構想。

  雙方都表示要防止戰爭,締造和平,承認德國的現狀。戴高樂提出應該「在歐洲的範圍內依次地推動緩和、諒解和合作」,因而「從大西洋直到烏拉爾在歐洲人之間建立起來往、聯繫和那樣一種氣氛」,在這種氣氛中可以首先去掉德國和柏林問題的「毒瘤」,繼而引導兩個德國相互接近、相互配合,「最終把整個日耳曼民族納入一個和平和進步的歐洲當中,使它得以作一番新的事業。」

  從表面上講,戴高樂和赫魯曉夫有不少共同語言。

  事實上,赫魯曉夫關於柏林問題的建議、蘇聯擊落美國U2間諜飛機以及柏林牆問題等,戴高樂都是堅定地同美國站在一起的。值得人們特別注意的是,戴高樂在同美國鬧獨立的時候,竟然在同蘇聯領導人會談時大肆強調「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歐洲」。顯然,美國無論如何都不屬￿這個歐洲的範圍之內。法蘇接近使西方輿論界聯想到了19世紀的法俄聯盟,美國則感到了一種可能會產生連鎖反應的不祥之兆。因為那意味著美國在西方聯盟中的「領導」地位將發生動搖,起碼不能仍像戰後初期那樣。戴高樂要作什麼事情,是絕對不需要美國批准的。

  第二年4月,戴高樂回訪華盛頓。在抵達美國之前,戴高樂先到加拿大。他對迪芬巴爾總理說,法國雖然是美國的盟友,但並不屈服於它的霸權。法國要把加拿大當作在美洲的好朋友,願意增加法國在加拿大的工業、科技和文化方面的投資。他還說,法國將反對「把加拿大吞併的任何前景」。他還說,儘管大西洋條約把加拿大和某些核計劃聯結在一起,他依然希望加拿大也支持法國的計劃,法國準備大大地密切同加拿大的關係。

  戴高樂在美國的大門外如此這般地說,對美國無疑是一個刺激。但他向迪芬巴爾總理議論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語居民「自決」問題,則不能不引起加拿大的強烈情緒。據戴高樂事後追述,訪問魁北克時,他聽到街上有人喊「法國萬歲!」和「戴高樂萬歲!」他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筆鋒雖含蓄,但仍掩飾不住得意之情,戴高樂的大法蘭西民族主義在大洋彼岸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滿足。五年後的7月,戴高樂又來到魁北克,再也克制不住那股不管不顧的古怪情緒,在蒙特利爾市政大廳陽臺上即興演說時,竟然高喊起「自由魁北克萬歲!」來。將軍老矣!這可不是年事過高的人一般會有的失言和失禮,而是在東道國的領土上對東道國的挑釁。加拿大總理萊斯特·皮爾遜在為此召開的內閣會議後發表聲明宣佈:加拿大政府無法接受戴高樂的舉動。於是戴高樂中止了訪問,沒有去首都渥太華就返回巴黎了。

  戴高樂於1960年4月22日到華盛頓,法美雙方已經在不少重大問題上亮了底牌,所以沒有發生什麼戲劇性的事情。雙方仍重複各自的觀點:艾森豪威爾還是艾森豪威爾,戴高樂還是戴高樂。戴高樂告訴艾森豪威爾,他將致力於同蘇聯的「雙邊緩和和合作」,並且企圖使之具有歐洲意義,逐漸地使萊茵河、多瑙河和維斯圖拉河流域的全部地區在「集團和霸權」

  之外都建立起這種緩和和合作的氣氛。

  戴高樂從美洲回來後決定為爭取「三頭政治」領導體制作最後一次努力。他不滿足于艾森豪威爾和麥克米倫關於在重大問題上同法國磋商的承諾,要求堂堂正正地、昭示於天下的美、英、法在北約內的同等地位。8月9日他再次致函艾森豪威爾和麥克米倫,提議9月在百慕大舉行三國首腦高級會議,以討論與建立三國合作體制的有關問題。9月初,戴高樂收到艾森豪威爾的一封長信,原則上同意舉行高級會議,但建議12月再舉行。此外,他在信中逐一批駁了法國的論點,根本無意接受三國體制的建議,表示:如果法國在擬議中的三國高級會議上以歐洲大陸的發言人自居,那就會削弱美國和聯邦德國的密切關係,美國是絕對不贊成的。麥克米倫的覆信短得多,也是表示原則支持,也是說可以考慮在12月舉行這樣的會議。戴高樂從中再次看到英美「特殊關係」的作用,如果舉行這樣的會議,又有什麼意義呢?戴高樂興趣索然了。

  當時,在非洲的心臟原比屬剛果,美國率領的「聯合國藍盔部隊」以維持秩序為名開了進去,實際上扮演著鎮壓剛果民族獨立運動的角色。法國認為,美國在幹這件事之前,根本沒有同對非洲有極大興趣的法國商量,它是表明美國並不把法國放在眼裡的又一個事例。

  1962年年中,戴高樂到法國中部視察期間,在利莫日發表重要演說,他強調說,法國在履行其對北約義務的同時,不會讓任何別的國家牽著鼻子走,它將在聯盟內部實行自己的「意願」、「行動」和「政策」;法國的目標是「建設我們的歐洲」,而不再是「兩個大國」的歐洲。

  戴高樂斷定,美國絕對不可能允許法國與美國同等地分享在大西洋聯盟的領導權。當然在美國看來,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也絕對不會安於聯盟中的從屬地位。艾森豪威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北非,曾親眼得見戴高樂在「流亡」中尚且不屈服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壓力和勸誘,何況今天他已是經濟上正在起飛、實力正在增強的獨立的共和國總統呢!

  1962年3月,法國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達成了停戰協定。戴高樂可以輕裝前進了。這一年的10月28日,戴高樂在公民投票中,又取得了一次勝利。戴高樂作為共和國總統,將向全國公民負責,而不只是向一個由參眾兩院、省市議會組成的選舉團負責了。戴高樂作為總統的權威性更加提高,起碼在選舉方式上體現出總統是超黨派的和超議會的領袖。

  1963年1月,法國否決了英國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第一次申請。戴高樂認為,如果把英國納入歐洲共同體,將不啻在共同體內安插了一匹美國的「特洛伊木馬」,他曾經親自向麥克米倫發問,英國既然同美國保持著「特殊關係」,而且又可以從廣大的英聯邦特惠區買到廉價的農副產品和原料,它怎麼能夠安分守己地作一個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員國呢?

  戴高樂直統統地問麥克米倫:「你們一直吃的是廉價的加拿大小麥、新西蘭羊肉、愛爾蘭牛肉和馬鈴薯、澳大利亞的牛油、水果、蔬菜、牙買加的糖等等,現在你們願意購買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的價格比較高的農產品麼?」戴高樂對英國毫不留情,他否決了麥克米倫政府的第一次申請,四年以後又否決了威爾遜政府的第二次申請。

  戴高樂一方面排斥英國,另一方面則爭取聯邦德國。在戴高樂的外交戰略中,法德關係問題佔據著重要地位。既然德國已經一分為二,歷史不會允許再出現另一個俾斯麥或希特勒,為什麼法國不能同毗鄰的聯邦德國結成同盟,以推動西歐聯合的車輪呢?戴高樂感到,法國在歐洲的事業,可能需要倚靠同聯邦德國的緊密合作關係來實現。因此,他迅速、全力地改善同聯邦德國的關係。阿登納看穿了戴高樂的心思,同時也確信聯邦德國絕不能沒有一個友好的、可以相互倚重的鄰居。戴高樂和阿登納在1958年9月,即戴高樂重新上臺不到四個月,在朗布伊埃開始構築法德聯盟的大廈。以後,法德兩國領導人頻繁互訪,書信往返,直到1963年初,戴高樂和阿登納在巴黎簽訂了全面合作的法德條約。

  法德的合作關係,對於奠定西歐聯合的格局,意義十分重大。戴高樂和阿登納為他們身後的歷屆領導人作出了樣子,在涉及西歐的重大問題時,法德兩國總是先進行磋商。當然法德關係並非親密無間,更非沒有分歧。例如,聯邦德國絕不願意為了法德友誼而損害德美關係,也不贊成法國一味把英國關在歐洲共同體的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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