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53)_學達書庫

五三

　　接著，他又在有500名記者參加的招待會上破口大駡。這在西方引起一片恐慌，麥克米倫害怕引起更大的衝突，主張遷就赫魯曉夫，艾森豪威爾和阿登納都傾向於同意，只有戴高樂立場堅定地表示反對。後來，赫魯曉夫氣衝衝地跑到愛麗舍宮來進行恐嚇：「我知道，法國與美國的挑釁無關。但是，法國是美國的盟國，美國在法國領土上駐有軍隊。如果法國不向我們找麻煩，它是不會遇到什麼可怕的事情的！」

　　戴高樂針鋒相對地反駁：預言在一次衝突中可能發生什麼情況，那沒有用處。在我一生中已經兩次看到一個發動戰爭並自信能夠取勝的國家被打敗了！「我在巴黎召開這次會議，不是討論戰爭，而是為了確保和平。」

　　在另外一些關鍵性的外交場合也是如此。在維也納的東西方最高級會議上，赫魯曉夫的蠻不講理使年輕的肯尼迪總統十分驚恐，擔心發生嚴重危機，肯尼迪向戴高樂寫信說打算就德國問題與蘇聯談判。將軍回信告訴他不要怕，只要美、英、法團結，就能防止最壞的後果。1962年10月的加勒比海導彈危機爆發後，肯尼迪派國務卿艾奇遜帶著他的私人信件和飛機拍的蘇聯部署在古巴的導彈裝置的照片，趕到巴黎去向戴高樂告急。戴高樂看了信，還沒看到照片就告訴艾奇遜：「如果打起仗來，我將站到你們一邊。但是，仗是打不起來的。」

　　意味深長的是，戴高樂重新執政後的第一個倡議，就是邀請赫魯曉夫訪問法國。1960年3月23日，那位取代斯大林的蘇聯領導人，帶著他的夫人、兒子、兩個女兒和一個女婿，笑容滿面地到了巴黎，參加了首次公開的歡迎儀式，並漫遊了一些法國著名的風景名勝。在兩天會談中，赫魯曉夫要求說：

　　西柏林應改為自由城市，西方當局必須撤離西柏林！戴高樂卻冷冰冰地告訴赫魯曉夫：他的威脅對他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對西方軍隊進行任何干涉從而引起戰爭的話，那將完全是赫魯曉夫的過錯！最後赫魯曉夫冷靜下來，說那就等待兩年再說。

　　通過這些外交活動，法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大國的地位已經隱然顯露。於是，戴高樂又邁出了他的長期計劃的新的一步。1963年6月21日，他的政府宣佈：如果發生戰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能使用法國在大西洋的海軍部隊。

　　這一著使肯尼迪和麥克米倫大為震驚！他們慌忙尋找對策，答應給戴高樂提供核武器的材料和技術資料，並提出了一個三國共商大計的正式提案，以便誘使戴高樂歸隊。但這些行動已經太晚了。戴高樂冷然笑道：法國對在外國援助下成為一個核國家不感興趣。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24日，戴高樂飛往華盛頓參加美國國葬，並會見了肯尼迪的繼任林頓·約翰遜總統，曾使約翰遜且驚且喜。但是，這並沒有阻礙戴高樂向美國霸權挑戰的進程。回法國後，他立即把目光轉向了美國人特別敏感的地區——中國。

　　1963年底，戴高樂派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前往北京，作半官方的瞭解情況的旅行，試探中國方面是否同意互派大使。富爾的中國之行，對共產黨制度在這個東方大國所取得的成就獲得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彙報，使戴高樂對那個古老的東方民族產生了極大的敬意。後來他告誡美國總統尼克松：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實體，擁有豐富的資源。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人將會使世界各個部分都感受到他們的影響；他們的雄心同他們的技巧相稱。把他們孤立起來，使他們狂暴發怒是不明智的，接觸只有好處。通過後來的政府之間的交往，戴高樂還對與他同時代的僅比他小三歲的那位東方巨人——毛澤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知音之情，只是由於死神的破壞，這兩位巨人才失去了促膝談心的機會，留下了一個歷史性的遺憾。

　　1964年1月27日，法國宣佈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5年間，除了英國的特殊例外（香港問題），美國和它的盟國都只承認臺灣的國民黨政府。戴高樂以此來說明，法國是一個有獨立外交政策的世界大國，有權自行其是。同時也是有意做點事來氣氣華盛頓。在31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戴高樂說明了他的理由——法國不得不考慮這樣的事實：在亞洲，沒有中國的參加，就不能辦成任何大事。

　　秉著同樣的宗旨，戴高樂又於3月15日訪問了美國的後院墨西哥，號召法國和墨西哥進一步加強聯繫。當他接到邀請他歸國途中順便拜會約翰遜總統的信件時，他卻提議在法國的馬提尼克島會見，使得白宮惱火地取消了這次會見。

　　到了1966年3月9日，戴高樂的新聞部發表了一項公報，正式宣佈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至此，法國終於走上了獨立於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的中立化道路。

　　6.共和國決不退卻

　　在國際舞臺上，正如美國總統尼克松評價的：將軍是一位偉大的演員。

　　他的成就是令人矚目的。然而，他能否成為眾所歡迎的國家領袖，關鍵還在於他對國內事務處理是否得當。因為除了國難當頭之時是例外，國內事務總比對外事務重要得多。令人扼腕的是，他在執政的後期，在對外政策方面著迷似的興趣，削弱了他在國內的權勢。他對法國在國際上的偉大富強夢寐以求，而對選民們必須生活於其中的法國本身卻很少在意。他自以為是地認為老百姓都會理解、支持他為民族最高利益所付出的努力，不會在意他是怎麼做的。他忽略了不該忽略的最基本的政治真理，從而引發了1968年的政治大風暴。

　　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忽視了法國人民的生活，忽視了社會發展。在他執政期間，法國正在趕上世界最先進的國家。到1967年，法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人達到2210美元——大大超過了比利時（2050）、西德（2030）、英國（1980）和荷蘭（1810）。特別顯著的是，從民族生命力的角度看，出生率已在迅速增長，法國長期停滯的人口數字由1946年的4050萬增長到1968年的5000多萬，到1966年，20歲以下的人占總人口的34%，人口結構正在走向年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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