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54)_學達書庫

五四

　　當過教官的戴高樂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想教書的人」，非常關心教育工作。1959年3月，他把學生離校年齡從14歲提高到16歲；1963年，作為對大學預科的補充，他指令創辦了「中等教育專科學校」，設置了各種因材施教的課程。這些措施使法國人口素質大大提高。1939年，全法國僅12.2萬大學生，到1968年，僅巴黎大學就有15.4萬人；1969年，全法國大學生達64.3萬名。人們認為上大學是理所當然的，是根本不把考試當回事。戴高樂沒想到的是，這是他培養起來反對自己的一支生力軍。因為在西方自由意識日增的時代，不僅學生人數、學校設備、設置專業、考試標準等均成實際問題，校園裡的性自由也成了一樁經常吵嚷的麻煩事。這種「兩代人之間的差距」，是導致「六八風暴」的原因之一。

　　在經濟和財政問題上也不能責備戴高樂有疏忽。第四共和國的經濟包袱和政治遺產一樣令人生畏。戴高樂上臺的1958年，法國財政赤字達1.2萬億法郎，外債超過30億美元，其中半數必須在一年內償還。儘管1957年法郎貶值了20%，進口仍比出口多出75%，儲備金下降到6.3億美元，僅夠償付5個星期的進口貨款。戴高樂為了對付這場危在眉睫的災難，於1958年6月13日發行了如13年前同樣成功的一次公債，收回貨幣3240億法郎，交給銀行黃金150噸。同時，他採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行政機構費用的增加推遲了，許多商品的零售價格下降了，提高了商業稅，並對奢侈品按價格徵收了附加稅。這樣就緩減了由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減少了國內消費，刺激了出口。到1959年，通貨膨脹率減了一半，國民生產總值上升3%。到1962年，國家黃金和美元的儲備猛增到40多億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以每年4%的幅度遞增。

　　正像學生的不滿不是因為學校增多了一樣，人民的不滿也不是因為生活水平提高了。1965年戴高樂在總統換屆選舉中得來不易的勝利表明，國內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是對他的統治作風不滿。據戴高樂研究專家布賴恩·克羅澤認為，戴高樂的統治作風，可以說是「專橫」。這也許是戴高樂對半年換一屆政府的傳統「多黨政治」的一種「撥亂反正」——至少他摧毀了20個人輪流當政府首腦的機會吧。戴高樂治國，不僅依賴把行政管理權交給現任總理的方式，而且依賴由幹練的技術專家班子組成的愛麗舍宮內閣。事實上，愛麗舍宮的總統秘書處是一個無形的政府，一個與有形的政府平行的辦事機構。秘書處成員由戴高樂親自委任，個個大權在握。有人曾提醒戴高樂注意他正在為後來者開創危險的先例，戴高樂不屑地喊道：「得啦，我現在做的事，將來誰也沒有膽量做。」

　　這當然會引起許多政客的不滿。社會上大批成年人對現狀不滿助長了學生的情緒，各種各樣的持不同政見的小組像過去的抵抗運動組織那樣建立起來。這些組織雖然很小，但他們高昂的激情和狂熱卻可以補償這個缺陷。1968年4月21日，巴黎大學的不同派別的學生組織之間發生了鬥毆，點燃了「六八風暴」的導火索。緊接著，23日在農泰爾、25日在圖盧茲也發生了類似事件；然後是巴黎各學校騷亂四起，各派組織相互進攻、報復。5月2日，巴黎大學宣佈停課。同一天，大學裡全國學聯的一個辦公室被大火燒毀。

　　這天，政府總理喬治·蓬皮杜和外長要去伊朗和阿富汗進行國事訪問，而戴高樂，則正在思考一些如對羅馬尼亞的訪問和接待北越人與美國人來巴黎和平談判之類的國際事務。所以都只對教育部長和司法部長等人做了些指示就沒再太多過問。從5月3日起，騷亂開始升級。警察逮捕了一些學生，革命者開始撬起鋪路石築街壘，越來越多的警察和學生在衝突中受傷。到5月6日，十多個外省的省城也開始發生動亂。9日淩晨，事態嚴重到不得不把戴高樂從睡夢中叫醒。因為幾百名防暴警察和幾萬名示威者衝突之後，法國總工會、民主工人聯合會和全國學生聯合會聯名號召在13日舉行總罷工！

　　「五一三」是阿爾及爾軍官們造反呼籲戴高樂上臺的紀念日，10年後的這一天，巴黎街頭出現了幾十萬罷工工人、學生和其他示威者。他們打著旗幟，上面寫著：「10年太長了！」「工人和學生團結起來！當權者退卻了，讓我們把他們拉下馬！」出言不遜的示威者還高喊：「把戴高樂送進檔案堆！把戴高樂送進修道院！」這一天，外省一些城市也爆發了群眾示威。晚上，學生們佔領了巴黎大學。

　　這種混亂的局面，已大大傷害了戴高樂這位78歲老人的心，使他幾乎想就此卸下肩上的擔子，取消第二天的對羅馬尼亞的國事訪問。等他18日訪羅歸來後，混亂更愈演愈烈。學生們成群結隊不分晝夜地給大學董事會的董事們打電話，對他們進行恐嚇或侮辱。大學大樓裡遍地髒汙；五十多萬工人罷工，100個工廠被佔領，火車車次減少，許多飛機停飛，郵件也無法定期傳遞，法國正陷入癱瘓狀態。

　　在22日的內閣會議上，戴高樂決定於24日發表廣播講話。從「六一八」起，每逢重大事件，他就借助於這件法寶，而且都很靈，如1960年的街壘，1961年將軍們的抗上行動等，都是在最後關頭他幾句講演力挽狂瀾。但這次不靈了。這次他面對的是一大群吵吵嚷嚷的群眾。他演講時，八百多萬工人罷工，幾千名學生則和防暴警察打得不可開交！

　　在這場政治危機中，將軍經歷了茫然、憤怒和絕望三個折磨心身的階段後，現在是精疲力竭了。他的個性不允許他就此認輸。他躺下來冷靜思考，尋找法國人共同的弱點。他發現，普通法國人都對「共產主義妖魔」有一種深深的恐懼心理，當然那是一種模模糊糊的心理。這裡頭只缺少一樣東西，例如一次事件或一次行動什麼的，來使這種恐懼具體化。於是，戴高樂決定改變策略乾脆等待，靜待機會到來。根據這次危機的左傾氣味，這種機會肯定是有的。

　　5月28日，機會來了。這天中午，左翼政治家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大陸飯店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如果戴高樂在6月16日舉行的全民表決中失敗，他願意組織一個臨時政府。他頗為謹慎地說，孟戴斯·弗朗斯（也是左翼）可能會被合法地委任為臨時總理，那麼，就應該及早解散國會，進行總統選舉；他自己則將是一個候選人。到了晚上，又發生了一件大事：已被驅逐出境的左派學生領袖科恩—本迪特出現在巴黎大學。這些跡象表現出：左翼想接管政權。

　　這一下，戴高樂知道該怎麼辦了。29日上午，他讓秘書通知把10點舉行的內閣會議推遲到第二天下午，他要回科龍貝去待24小時。獨自待著，不想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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