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7)_學達書庫

七

　　5.支撐巨人的女人

　　如果可以說夏爾·戴高樂是個專為拯救法國而準備的男人，那麼，我們也可以認為伊馮娜·旺德魯則是專為支撐他而出生的女人。

　　伊馮娜是加來地區有名的餅乾製造商旺德魯的女兒，性情文雅嫻淑，惹人喜愛。她曾拒絕了一位將軍兒子的求婚，理由是這年輕人是個軍官，她不願嫁給軍人。她聲稱寧願在家鄉生兒育女而不願經常隨軍倉促搬家。

　　1920年末，戴高樂在波蘭軍事學院應聘任戰術學教官期間，得到了一次回巴黎度假的機會。一天，他到一位鄰居家裡吃午飯，遇見了孩提時代的好友、鄰居家的回娘家的女兒丹坎夫人。丹坎夫人見到這位小時常被她開玩笑的青年軍官如今一表人才，令人羡慕，立刻聯想到那位聲明不嫁軍人的伊馮娜，並推測可能只有戴高樂才能改變伊馮娜對軍人求婚者的保留態度。回家後她向旺德魯夫人談了自己的想法，引起了旺德魯夫人的好奇心。於是，兩位夫人決定精心安排一次「巧遇」，地點定在巴黎的「清秋沙龍」。兩周以後，就像真正的巧合一樣，兩家人在「清秋沙龍」「碰」上了。丹坎夫人很自然地給他們作了介紹。過了一會兒，夏爾和伊馮娜這對年輕人便走到別人的前面去了。他們來到一幅畫像前，那幅像畫的是童年的莫裡斯·羅斯丹。

　　羅斯丹是戴高樂最喜愛的詩人之一，他的劇作《小鷹》最早引發了小夏爾的愛國熱忱。於是，這位年屆30的未婚青年便抓住機會向第一個闖進他心裡的少女炫耀起他驚人的記憶力和高尚的情操。他大段大段地背誦了這位詩人的詩句，使伊馮娜完全著了迷。伊馮娜回家後，實在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她一反常態地對媽媽說：「夏爾是一位惹人喜愛的好青年，他知識淵博，溫文爾雅，但是，我覺得他可能認為我個子太矮了」

　　當母親的哪能不懂女兒的心？她立即邀請戴高樂一家赴茶會。入座以後，戴高樂上尉循規蹈矩地把他的軍帽、手套和手杖都放在雙膝上面。但當他想往這一堆東西上面再擱一杯茶時，竟笨手笨腳地把茶杯弄翻了，茶水灑到伊馮娜的裙子上面。墜入情網的姑娘一陣熱烈的大笑，給那位窘迫不堪的大兵解了圍。一周之後，這對情侶在凡爾賽宮再度相逢。剛跳完第六支華爾茲舞曲，迫不及待的戴高樂就正式向伊馮娜求婚，伊馮娜當然是欣然同意。

　　1921年4月7日，戴高樂再次從波蘭請假回國。在加來聖母院教堂裡的夏爾馬涅和聖·路易的聖像之間，這對純潔忠誠的夫妻完成了他們心靈的結合。從此，在近半個世紀的婚姻生活中，兩個人一往情深地相親相愛，不論是在反法西斯戰爭的艱苦歲月，還是在戴高樂擔任總統的順風期間；無論環境、政局如何變幻，家庭、親屬如何遭逢大悲大喜，兩個人總是始終如一地相互支持，同甘共苦。伊馮娜曾說，對於一個赴湯蹈火的英雄來說，愈是環境艱難，愈更加需要愛情的支持和灌溉。

　　少女時代的伊馮娜曾那麼畏懼軍人家屬永不安寧的遷徙生活，但從凡爾賽宮的第六支華爾茲舞曲的最後一個音符消逝之時起，她就拋開了所有的畏懼，勇敢地接受了這樣的事實。她像一隻永不疲倦的小候鳥，每搬遷到一個新居，她都能迅速地為那位註定要經受風雨磨煉的人築起一個溫馨的小窩，讓他放鬆一下自己。特別是戴高樂當了法國總統之後，她陪同丈夫外出時三次遇刺，每次她都以驚人的不外露的勇敢精神經受住了死亡的考驗，更為戴高樂的巨人形象增添了異樣的光輝。

　　作為一個把自己的畢生精力奉獻給了事業的人的妻子，伊馮娜認為自己的神聖天職就是相夫教子。她生了三個孩子：菲利普、伊莉莎白和安娜。這個五口之家浸透了使戴高樂政治生涯活躍的價值因素。因為這個家庭反映了戴高樂古老的俠義氣質，他的基督教價值，他對婦女的極大尊重和他對家庭生活的熱愛。這個家庭是戴高樂留給世人的極為感人的遺產之一。

　　法國海軍上將菲利普·戴高樂極像他的父親，在二戰時期他以中尉的身份和所有的戰鬥法國人一起英勇作戰。戰後他惟一的抱負就是作為一名海軍軍官為國效勞，從不要求任何特權，從不幹任何有損于「將軍」體面的事。

　　他的妹妹伊莉莎白具有他母親的簡樸、優雅的特點，她與一位法國陸軍軍官結了婚。這兩兄妹都實踐了父母親「自立自強、不依靠父母」的諄諄教誨。

　　三個兒女中最特殊的是安娜。1928年冬，戴高樂少校舉家遷至特裡爾第十九輕步兵營駐地時，第三個孩子即將出世。因兵營裡流感正猖獗，愛兵如子的少校無法回家照顧懷孕的妻子。臨產前幾個星期，伊馮娜獨自上街時被汽車撞倒在冰雪中，雖然沒受傷，卻深受驚嚇。足月臨盆，她安全地生下了安娜。但醫生告訴戴高樂，他們的女兒將會智力遲鈍，可能永遠不能說話！

　　這個晴天霹靂，給戴高樂的家庭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在以後的日子裡，兩夫婦盡一切努力設法恢復孩子的智力。伊馮娜曾說：「只要安娜能跟別的女孩一樣，我和夏爾甘願捨棄一切，健康、財產、升遷、前程，所有的一切！」

　　可惜毫無效果。

　　有人建議把這個殘疾孩子送到收養所去，但兩夫婦都拒絕了。戴高樂解釋說：「安娜並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世間來的。我們要想盡辦法使她過得幸福一些。」

　　於是，照料、保護，使安娜幸福的責任就一天比一天沉重地壓在這一對本來就肩負重擔的夫婦身上。平時，伊馮娜像呵護雛兒的母雞似的圍著安娜轉，即使是陪同丈夫去外省視察或外國訪問，她也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參觀慈善機構以便學習照料殘疾兒童經驗的機會。而戴高樂，為了補償給女兒的父愛，只要有機會和女兒在一起，他就拋開了全部尊嚴。他常和女兒手拉手繞著院子走，撫摸著她並悄悄地講著她能理解的事。他常帶著女兒跳小快步舞，為她表演小啞劇，唱民歌給她聽。為了保護安娜不受外界打擾，他不許好打聽的人和新聞記者接觸他的女兒。戰時在英國期間，他甚至禁止在他鄉間住宅拍照的新聞記者把他的孩子們拍進去。因為他知道安娜在場不在場都會引起議論和其他孩子的取笑。

　　兩夫婦更擔心的是在他們身後沒人保護安娜，因而用他們有限的收入設置了一筆「安娜·戴高樂基金」。他們還以自己微薄的財力，在尚貝爾附近的林地上建立了一所殘疾兒童養育院。直到1947年，安娜在20歲生日前不久死于肺炎，夫婦倆才淚流滿面地離開已經「和別的孩子一樣了」的女兒。

　　即使是在這麼揪心的20年中，伊馮娜也是始終如一地以她的勇敢精神奉獻她平凡而偉大的愛心，從沒向丈夫皺過一下眉頭，吐露過一個抱怨的字眼。

　　世人看到的，是20世紀國際政治舞臺上一位吒叱風雲的將軍，只有一位熟知這個家庭的友人說過這麼一句話：

　　「很少人知道這位將軍是多麼依賴伊馮娜，這些年來她一直支撐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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