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傳(117)_學達書庫

一一七

　　接著他又寫道：「如果王維爾·湯姆孫先生參觀了畜牧業，那就會看到，所有的牛或羊絕對都是純種，即彼此都長得特別相似。他就要大聲說道：『先生，我在這裡沒有看見極端變異；我找不到任何證明，說明你們在繁殖你們的動物時奉行了選擇原則』我是很瞭解飼養者的，我毫不懷疑，一個人在遭到這樣的指摘之後，只會是一笑了之，一句話也不會說的。要是往後他向其他飼養者講起這段往事的話，我就會特別擔心，他們可別對博物學家們發表一些雖然帶有感情但卻不太恭敬的議論來」。

　　達爾文在這封信中不用一句粗魯的話就把湯姆孫痛駡了一頓，仿佛他本人對湯姆孫就說了「帶有感情而又不太恭敬的話似的。」

　　在把自己的信寄給《泰晤士報》編輯部之前，達爾文先把信寄給了赫胥黎，讓赫胥黎決定怎樣處理這封信。他在附言中給赫胥黎寫道：「如果我的手稿十分平淡乏味，非常淺薄，非常惡毒或非常什麼的，那我就堅決懇求您把它一燒了之」。

　　赫胥黎把信寄了，但卻把達爾文致編輯部的書信草稿結尾的最後一句話勾掉。最後一句話是：「也許象飼養者那樣，我最聰明的辦法是保持緘默。因為，正如塞治威克教授在多年前向那位不斷辱駡地質學家可憐的老系主任約克斯基指出的那樣，對一無所知的事物大發議論的人是無法傷害的」。

　　如果你再讀一遍達爾文一生的最後幾年的書信，你就會不由自主地感到驚奇，在如此瘦弱的身軀中保持著朝氣蓬勃精神，清醒的頭腦和對博物學有著異常廣泛的各種各樣的興趣。我們僅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我們已經指出，達爾文在論蚯蚓的著作中，常常引用羅馬內斯這位著名權威的話，並且寫道，蚯蚓不只是受盲目本能的指導，而且還受某種智能的指導。可是達爾文剛剛讀完法布爾的《昆蟲學回憶錄》。從所周知，法布爾依據他認為幾乎是不變的昆蟲複雜本能的研究，就在回憶錄中大肆攻擊進化論。而達爾文則認為法布爾所列舉的昆蟲的複雜本能，可以輕而易舉地用昆蟲複雜本能是通過選擇由比較簡單的本能發展而來的這一道理加以解釋，因此他高度評價了法布爾特別細膩的觀察。他在給羅馬內斯的信中，對動物的智慧和本能作出了令人驚異的論斷。

　　一八八一年，他在給羅馬內斯的信中寫道：「在您那本關於動物的智慧一書中，我不知道您是否要討論某些更加複雜的、更加奇異的本能。這是一種徒勞無益的工作，因為不可能產生礦物的本能，這裡唯一的線索是存在於同『目』的其他成員中的這些本能的狀態，而這僅僅是一種可能性」。

　　但是，如果您要討論這些本能的話（或許會有人期待您這樣做），我認為，您未必能找到比能把自己的獵獲物麻痹的沙黃蜂更好的例子了，正如法布爾在《科學紀錄》上發表的那篇重要的《回憶錄》中驚人的論文裡描述的那樣。

　　當我讀這本書時，我曾稍微思考了一下這個問題。人們時常驚奇把瞎說有關沙黃蜂在解剖學上的情況……我認為，沙黃蜂殺死獵獲物起初只是向獵獲物身體的下部最柔軟的那一面多次蟄刺（見法布爾的《回憶錄》第一九二頁和四二一頁）；而後來，它們發現了蟄刺某一節是一種最有效的方法；於是這種習性正如叭喇狗牢牢咬住公牛的鼻子或雪貂咬開小腦的那種習性一樣被遺傳下來。這裡還不是向前邁了一大步——只輕輕地蟄刺一下它的獵獲物，便可以使它們的幼蟲得到鮮肉，而不是老化的幹肉。法布爾雖然極力強調本能的特性是不變的，但也指出了某種變異性。例如第一七六、一七七頁就是這樣……」

　　他的朋友虎克在約克曾要向地質學家們發表演說。他預定用演說的題目表明，旅行家們為地理學做了些什麼。他寫了一個演說草稿，並把它寄給達爾文過目，看來，由於時間倉促，要把演說稿撰寫好，他缺乏信心。達爾文特別主動地表示，他願意幫助自己的朋友，並預先說明，他從來沒有過多地注意任何問題的來龍去脈，並說他的記憶力已變得「極壞」。實際上，他所提出的許多很值得注意的意見，他給虎克出的許多主意都表明，他是如何在密切地注視著報刊，而且在他的記憶中保留著多少奇異有趣的事實啊。

　　達爾文同意虎克的說法：泰斗洪保德是一位最偉大的科學旅行家，而且是「無數後進的科學旅行家之父」。他飛快地讀了兩三卷洪保德的《地質學》後指出，洪保德是一個了不起的人，這不僅是由於他有獨創精神，而且還由於他無所不識。接著談到達納，他認為，他的功績在於，他具有被「挑戰者」號的考察出色地證實了的關於大陸和大洋永久性的思想。但他勸告虎克要很謹慎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因為他知道，梅拉爾德·李德不久前發表並論證了一個相反的觀點。接著，他表示贊成北極古生物的發現是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這樣一種意見，但他警告說。他反對植物是以北方為起點開始旅行的觀點。

　　令人驚訝的是，達爾文是多麼密切地注視著在古生植物和古生動物方面的每一個新發現，因為他列舉了在美國白堊紀地層中多次發現的被子植物，發現了與澳大利亞動物群相似的澳大利亞古生物，在英國志留紀地層中，新近多次發現了古生植物。他要虎克注意高等植物的發展似乎是驟然的或突然的，注意用昆蟲中中生代末期那種決定異花受精強有力的發展來解釋這樣一個事實（法國古生物學家薩潑爾塔）。最後他指出勃萊特對斯堪的納維亞的泥炭層所作的觀察及其重要的結論。

　　就拉卜克於一八八〇年在約克以英國科學協會主席的身份作的「關於近五十年來科學的進步」的演說一事，達爾文給他去了一封信，達爾文在信中使拉蔔克注意這一時期的地質學中的偉大進步，這一進步拉蔔克看來疏忽了，即使他注意到了寒留紀層系之上的無生代地層的分類，特別是注意到了冰川時代的被發現（約在四十年代），而後注意到了對從前地質學家所沒有注意到的表面層（從前叫作洪積世）的研究。

　　他歡迎奧格爾把亞裡士多德的著作譯成英譯本，並稱讚他所寫的英譯本緒論。他給奧格爾寫信道：「我曾經崇拜過的兩個神，一個是林納，另一個是居維葉，儘管他們使我崇拜的方面是很不相同的；不過同古代的亞裡士多德相比，他們只不過是兩個小學生罷了」。同時他也指出了亞裡士多德對某些簡單的東西的驚人的無知，比如肌肉是運動的器官，亞裡士多德就不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達爾文在一八八一年為了在工作上幫助和支持一位力求培育出一種甘蔗變種的巴西人，他到處奔忙。最後幾年達爾文才與羅馬內斯過從甚密，他在給羅馬內斯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關心：「應當鼓勵遙遠的世界各大洲的科學」。

　　在他一八八二年二月所寫的最後一批信中，有一封是給弗·戈爾斯弗爾的，這封信評論了古生三葉蟲綱。達爾文在這封信中指出，這些生物形態（屬和種）本身在連續不斷的古代結構各發展階段中就已發生了變化，已絕了種；但他認為，象三葉蟲綱這些完善生物形態在古代層中的出現，就會駁倒那些認為在我們所熟知的地質層中能找到最先出現的生物痕跡的人心目中的進化論，對這一想法他堅決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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