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傳(116)_學達書庫

一一六

　　應當指出的是，達爾文對當時流行的招魂術和扶乩持強烈的否定態度。他的一個兒子把一個扶乩者請到查理的哥哥伊拉司馬斯·達爾文在倫敦的家裡，而且查理也參加了一次扶乩會，但卻提前退場，確信這是招搖撞騙。大家知道，華萊士是招魂術的擁護者；相反，赫胥黎卻是一個曾在第二次扶乩會中大大阻撓了扶乩者的順利進展的懷疑主義者。

　　一八七五年，達爾文的朋友賴爾活到耄耋之年去世，他葬在西敏寺，因為所有大不列顛的著名人士都葬在那裡。

　　同年，達爾文積極地參加研究當時流行的「活體解剖」問題。達爾文一向喜歡動物，並對虐待動物感得憤懣。但在英國某些人所發動的反對生理學家對活動物進行試驗的運動之後，如果隨之頒佈禁止進行這種試驗的國會決議，就有把生理學的成果毀掉的危險。然而由於任命了國會特別委員會來研究這個問題，該決議的頒佈就被推遲赫胥黎參加了這個委員會，而達爾文也熱情地努力設法幫助該委員會，達爾文的女媚利奇菲爾德律師也被吸收參加，他本著不干涉必要的試驗而同時又禁止虐待動物這一精神，起草了國會決議草案。

　　由於在無知的人們所進行的宣傳的影響下，國會又提出了一些不利於科學順利發展的議案，所以達爾文當眾發表意見，並致函發行量最大的《泰晤士報》，以闡述自己對這一問題的意見。從他致蘭柯斯特的信中看出，對此他非常激動、生氣：「您問我對活體解剖有什麼意見。為了真正的生理學研究而作活體解剖是合理的；但是，僅僅為了可憎恨的好奇心而進行活體解剖則是不合理的，我對這種意見完全贊同。這個問題使我氣得發昏，所以關於它我不再多說了，否則我會徹夜不眠的」。

　　對達爾文的普遍尊敬和對他的功績的普通承認是從七十年代後半期才開始的，這表現在給予他許多榮譽稱號上。例如，他感到特別親近的劍橋大學就決定授予他以法學博士的稱號。為此舉行了隆重的會議，在會上用拉丁語向達爾文致了賀詞，賀詞的結束語是：「願您這位以淵博的學問向我們深刻說明自然法則的人，成為我們的法律（法學）博士。」校務委員會決定撥款四百英鎊繪製達爾文的肖像，好把它擺在大學裡。後來達爾文的肖像就懸掛在劍橋大學的哲學學會圖書館內。美術家李奇蒙所繪的達爾文像的姿勢是衣著法律博士袍，面朝觀眾。弗朗西斯認為，無論是姿勢，還是面部表情，都不是達爾文所特有的。據他看來，最好的還是兩年前由美術家勞倫斯所繪製的肖像，這幅肖像仍在家裡保存著。

　　在劍橋哲學學會為祝賀達爾文而舉行的宴會上，達爾文的老朋友赫胥黎致了賀詞，他的賀詞結束語是：「我願意表示我的深刻的信念，這一學說（借助於自然選擇的進化論）不管將來被人們認為是真實的或荒謬的，但自從亞裡士多德對生物知識加以總結以來，直到今天，還沒有任何東西可與《物種起源》相提並論，因為這本書闡述的是生命的各種現象的有連慣性的概念，這種概念從頭到尾都被一個統一的想法所貫穿，並呈現出勃勃生氣」。

　　弗朗西斯·達爾文出席了宴會（他父親當然沒有出席宴會）。「由於受赫胥黎的祝詞的激勵，他熱情奔放，興奮異常」，翌日一早就去父親那裡。

　　林納學會也想用達爾文的肖像來裝飾會所。肖像是向美術家柯裡爾訂制的，柯裡爾是一個非常細心和熱心的人，他竭力不使達爾文感到疲倦。他把達爾文的像繪成身披他那件普通斗篷，手拿軟帽，面朝觀眾站著的樣子，這幅肖像連達爾文本人和其他許多最瞭解他的人也都認為是絕妙的一幅。弗朗西斯不大喜歡的是面部表情有些痛苦，不過，正如曾去唐恩拜訪過達爾文的克恩教授所指出的那樣，達爾文有時的確有過這種表情。

　　一八七八年，達爾文被選為法國科學院植物學部（不是動物學部，因為那裡有他的思想反對者）通訊院士，達爾文稱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因為他從來都不認為自己是個植物專家，只認為自己是個植物愛好者。同年他又被選為柏林科學院的通訊院士。跟往常一樣，在他表示自己的謝意的時候，總是補充說，使他深受感動的，與其說是給予他的榮譽，還不如說是在授予這種榮譽時有象亥爾姆霍茲、微耳和、波林斯赫姆和伊瓦爾德這樣一些受人尊敬的學者在通知書上簽了名。

　　值得注意的還有，他獲得設在都靈的意大利皇家學院的佈雷斯獎金（計有一萬二千法郎）後，就急忙從獎金中拿出一百英鎊給那波利的安頓·竇思匯去，以便購買植物研究所的器具和作其他用途。

　　德國科學家使達爾文深感高興，他們在他一八七七年生日時，把裝訂得非常雅致的有一百五十名德國著名博物學家照片的像冊給他寄去，荷蘭博物學家也同樣把有十七位荷蘭著名科學家照片的像冊給他寄去祝賀他的生日。達爾文也非常想得到俄國科學家的照片。達爾文的朋友弗拉基米爾·科瓦列夫斯基請求哥哥亞歷山大·科瓦列夫斯基弄到布特列羅夫和瓦格涅爾的像片一併給達爾文郵去。照他的話說，因為達爾文「老纏著我要我把俄國博物學家介紹給他，而且我也總是不能滿足他的要求」。

　　羅馬內斯在都柏林的英國科學院會議上發表了論達爾文的演說。達爾文對待各種讚揚的話的態度表明了他為人謙虛。他給羅馬內斯寫信道：「您確是把一大批華麗的贊詞加在我的身上，我感到驚奇的是，您不怕聽到『啊！啊！』或其他任何否認的表示。很多人認為我在科學上的成就被估計得過高，我自己也是時常這樣認為；但我感到自我安慰的是，我從來不故意作任何事以換取別人的讚揚，夠了，關於我的可尊敬的『我』已經太多了」。

　　一八八〇年，赫胥黎在皇家學院發表了一篇演講，題目是《物種起源一書已到成熟之年》（他認為男人成年是二十一歲）。達爾文本人沒有出席這次演講會，但他的孩子中有三個參加了，他們非常高興。達爾文給赫胥黎寫信說：「看來，正如其他許多次一樣，您在我這個蒼老的頭上堆滿了又高又厚的榮譽。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自從您在《泰晤士報》發表的那篇偉大評論以及在牛津所進行的激烈論戰以來，直到今天，您在論證和傳佈進化學說的信念上所起的作用是何等巨大」。

　　達爾文雖然已到暮年，但他仍然有時積極地參加捍衛達爾文主義的鬥爭。而且單就他發表的演說來看，他還能夠給予「敵人」以相當有力的打擊。

　　領導著名探險的王維爾·湯姆孫，在《挑戰者號航行記》一書緒論中寫道：「深海區系動物的性狀並未提出任何根據來支持這樣的理論，這一理論把物種的進化歸因於只受自然選擇支配的極端變異」。使達爾文感到憤懣的是，對自然科學一竅不通的神學家和形而上學者們，一向古板地把他的理論簡單化，簡單到了可笑的地步，因此他就被迫經常與這種古板習慣作鬥爭。而這種古板習慣這次卻來自這位大博物學家。查理·達爾文在他給《泰晤士報》的信（發表於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中，援引湯姆孫的話來證明，他從來都沒說過「極端」變異是進化論所必需的，也從來沒有把自然選擇說成是進化論的唯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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