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傳(84)_學達書庫

八四

　　我想，這時對所要研究的題材和對象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已開始取決於為達爾文主義而鬥爭的波折。達爾文密切注視他的學說是怎樣被人們接受，招來了什麼樣的批評和指摘，並且象一位把主要兵力投到最重要和最危險的陣地去的統帥那樣，他把自己在二十五年中耐心收集到的大量事實這一「重炮隊」投入到鬥爭特別激烈的那個陣地上。不過，他所具有的堅忍不拔的精神和頑強的意志，使得他把《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一書寫完了。雖然他對每一個新題目都仔細地進行了修改，但他覺得遺憾的是，象自然選擇（這是他的學說核心）這種問題，他沒能象對人工選擇那樣，徹底地進行研究，所以我們也無從知道他擁有哪些材料用來研究這個問題。

　　著書立說由於患病而中斷過幾次。有一次竟中斷長達六個月之久。達爾文到莫爾文去作了一個月的水療，可是這次水療並沒有把他的病治好，使他情緒十分沮喪。但是，他仍然積極地與朋友們通信。他非常關心赫胥黎的健康，勸他不要勞累過度。他一向反對象赫胥黎那樣有才能的學者把自己「寶貴」的時間花費在編寫教科書上或通俗的小冊子上。不過他非常欽佩一八六三年出版的赫胥黎的通俗讀物《對於在有機自然界起作用的那些原因的認識》，所以他開始勸說赫胥黎再寫一本關於動物學的通俗讀物。他寫道：「我有時認為，為了科學的進步，一般的和通俗的著作幾乎是同創作性的研究一樣重要」。

　　他對旅行博物學家總是特別關心，鼓勵他們描寫自己的旅行，並出版理論書籍。例如，他很重視華萊士的朋友貝茲在亞馬孫河上的觀察，特別是在擬態和性的選擇方面的觀察，他堅決向貝茲提出建議，把這些觀察在《林納學會會報》上發表。達爾文給他寫信說：「我甚至認為，一個好觀察家確實等於一個好理論家」。貝茲的《一個博物學家在亞馬孫河上的旅行記》一書使他非常讚賞。

　　達爾文非常樂意給開始寫作的作者出主意。例如，在他給約翰·司各特（他把自己關於蕨亞目的爭論而寫的文章寄給他）的信中，首先他談了幾句關於約翰·司各特文章的重要性的客套話，然後關於文筆他提了意見：「文筆……比某些人所認為的要重要的多。我認為……如果您的文章寫得言簡意賅些。細節的分析少一些，象您的書信那樣的話，那也許會更好一些。如果可能的話，就要永遠使語言簡練——這是一條黃金般的規則……如萌發的植物只依賴於特有的形態學趨向，這樣的詞句就需要改變……我仍然認為，每一單個的詞如果可以省略，而又不失其真義的話，那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他非常讚賞赫胥黎《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一書的文筆，所以在他給赫胥黎的信中指出他特別喜歡的那些頁碼。他說，培根本人也沒有使自己的章節充滿比赫胥黎更加集中和更加鮮明的內容。而同時，他又表示遺憾，赫胥黎卻正好沒有用這些頁碼來結束自己的書籍。他寫道：「結束這本書應當象結束美好的白天一樣，用徇麗多彩的落日晚霞來結束它」。

　　儘管達爾文的理論仍在遭到攻擊，儘管他的每篇新作和新的版本都遭到激烈的批評，但是仍然可以看到他的《物種起源》一書由於年年大量銷售新版本和新譯本，所以擁護他的人越來越多。

　　這首先表現在達爾文的理論在生物學各個領域一定會引起新流派這一預言開始得到實現這一點上。有機體現在怎樣，它們怎樣變成這個樣子，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這些描繪已被推測所代替和闡明。靜態學被動態學所代替。對相似性和差異性簡明的闡述，由於可以用血緣關係來解釋它們，所以顯得有聲有色了。例如，一八六三年出版了古生物學家法更納關於美洲古生象一書，作者在書中說道：「我從這些事實中得出的結果與達爾文的理論大綱不相矛盾。與他不同的是，我不認為猛獁象和其他的絕種像是驟然出現的……我覺得合理的想法是，它們是一些早於上述生物類型的經過變異的後代」。

　　剛才提到的貝茲（達爾文極力鼓勵他編寫科學著作並記敘自己的旅行），於一八六二年在《林綱學會會報》上登載了「關於亞馬孫河河谷昆蟲動物志資料」，在這些資料中，他根據進化論觀點，第一次研究清楚他收集來的昆蟲的仿效或稱擬態的事實。貝茲指出，擬態昆蟲從產生時起就塗上了色彩這一流行觀點是多麼不正確。他舉了各種各樣的例子。從這些擬態例子中可以清楚看到，在某些條件下，擬態生物就象Leptalis屬的擬態生物一樣，是同一個物種的簡單變種的漸進系列，然而在另一些條件下。已變異的擬態生物都是真正的物種，而有時是屬。造化說者也不得不認為，在某些條件下可能是生物基於變異法則而成為仿效者，而在其它條件下又可能是造物主創造出來的……這篇論文之所以重要，還因為達爾文的理論在美國特別頑固的反對者，都是集聚在倫敦昆蟲學會周圍的昆蟲學家們。

　　貝茲為維護達爾文的理論的發言，以及不久以後（一八六二年）出版他記敘自己旅行的名著《一個博物學家在亞馬孫河上的旅行記》，也是很重要的。正如我從前所提到的那樣，達爾文給予這本書特別高的評價，向自己的朋友極力誇獎這本書，認為貝茲在敘述熱帶森林方面「僅次於洪保德而居第二位」（達爾文說的這句話就是最高的讚揚），並在《博物學紀錄雜誌》上寫了書評，這個書評在後來出版的《一個博物學家在亞馬孫河上的旅行記》中以前言的形式發表^①。

　　①前言俄譯文見《達爾文全集》第3卷第725頁，蘇聯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達爾文覺得書中貝茲說出自己意見的地方特別重要，貝茲的意見是，他所觀察到的為數甚多的Heliconius蝶種的地理分佈和它們在遼闊的地方衰變成變種和種的事實證明，所謂「生理學」上的種（即沒有同它所起源於的那個生物雜交，並且使它處於原先的條件下也沒有發現返祖性狀的生物），在自然界中能由近緣種的變種形成，並且正在形成。貝茲肯定說，在旅行中他觀察到了許多這樣的例子。法國植物學家德坎多爾給達爾文寄來了自己論柞樹一書，這使達爾文很高興。他在這本書中放棄了種的各個型態的生物不動性的概念，並以特別喜悅的心情（儘管是很冷靜地）提到了《物種起源》。

　　達爾文根據自身的經驗知道，要摒棄舊信念是何等困難，而他本人對自己理論的正確性也是逐漸相信起來的。所以他不期望他的讀者馬上同意書中所有的結論。為了感謝德坎多爾把柞樹的學術機關刊物寄來，他給德坎多爾寫信說：「我對您（對待達爾文的理論）相信的程度感到非常滿意，並且對您所表現出來的審慎態度完全不感到驚奇。我清楚地記得，許多年我是如何圍繞著舊信念打圈子的，我觀察到，凡是跟我走了一英吋的人，經過一定時期後，他就要跟我走幾英吋，而且甚至要跟我再走上幾英尺遠，這種觀察在支持著我。」

　　不應忘記，科學和神學早在上個世紀（十八世紀），在英國和荷蘭，特別是在封建主義比任何地方都嚴酷的德國，就如膠似漆難解難分地結合在一起。只是在十八世紀的法國，由於摧毀了導致法國革命的封建關係，唯物主義思想在自然哲學中才占了上風。上述科學和神學的聯繫，在上述三個國家裡，表現為在那裡出現了許多篤信宗教的作者，這些作者都力求表明，對自然界本身的研究，勢必要得出事物來源於上帝這一信念。在斯瓦默達姆的《自然界的聖經》、博物學家和神學家約翰·雷伊（一六九一年）的《上帝的賢明體現在它的造物中》一書中，在皇家學會會員尼米亞·格柳（一七一一年）的《神聖宇宙論》和迪爾赫姆的《天體物理神學》中，就有這樣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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