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傳(85)_學達書庫

八五

　　而在德國，由於受萊布尼茨和沃爾夫的哲學影響，最細小的自然科學細節也是本著這種精神來解釋的。例如，克勞斯在他的論查理·達爾文的祖父《伊拉司馬斯·達爾文》一書中，（我們要借用在這裡所援引的事實），列舉了許多（主要是德國的）「神學」。例如，科學家牧師列謝爾的《岩石神學》（一七三五年）、羅爾的《植物神學》（一七三九年）、上述那個列謝爾的《昆蟲神學》（一七三八年）。甚至象蝗蟲這些對人類是否有良好作用都值得懷疑的生物和自然現象，在羅茲斯列夫篇幅很大的《蝗蟲神學》（一七四八年）裡，也得到詳細地研究。還可以把斯諾著名的《雪是上帝卓越的創造》或奧爾瓦爾特的《雷鳴閃電神學》（一七四五年）列到這裡來。

　　如果說這些「神學」是在以後才逐漸消失掉的話，那麼在十九世紀所有的動植物構造的合理性，它們對生存條件的適應性，依舊是從創世主賢明和自然界協調的觀點來加以解釋的，並且唯心主義觀點和神學觀點恰恰是在博物學家當中廣為傳播，而在英國，牧師出身的博物學家特別多。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發表了許多「布裡治瓦特」論文，在這些論文中，如同在上面所援引的著作中一樣，捍衛了目的論的原則。

　　因而令人驚異的是，馬克思在一八六〇年十二月閱讀《物種起源》後，馬上就深刻而廣泛地瞭解到達爾文這本書所具有的全部重要意義，然而當時在德國還沒有任何人維護這本書。所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六日，他在給拉薩爾的信中寫道：「達爾文的著作非常有意義，這本書我可以用來當做歷史上的階級鬥爭的自然科學根據。英國人的這種粗糙的闡述方式，我當然應當容忍。儘管還有許多缺點，但是在這裡不僅第一次給了自然科學中的目的論以致命的打擊，而且也根據經驗闡明了它的合理的意義……」^①

　　①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7頁

　　馬克思所談論的「粗糙的」闡述，大概是暗指那種英國歸納法哲學的「真正的培根」派，因為這本書就是本著歸納法哲學的精神寫成的。

　　至於談到目的論遭到的打擊，那麼達爾文主義在生物學思想和學說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的確在於，達爾文使發展的思想在他以前一直占統治地位的目的論——目的學說這一領域中取得了勝利。在達爾文以前，人們把動物結構的基礎看作是體現在動物身上那些屬創世主的或者用「大自然」（大寫）這個詞所表示的某一整體的那些思想或計劃。而達爾文則把有機物的各種形態看作是一連串事件結果的歷史形成物。

　　人們以前看到的只是某種器官形成的目的，而達爾文卻解釋了為什麼形成了器官，為什麼最複雜、最合理的適應性器官不受創世主的任何干預就形成了。馬克思由於深刻地研究了經濟關係的具體事實，從自己浩瀚的調查材料中得出結論：（如他在給安年科夫的論蒲魯東的信中所寫的那樣）人們藉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十分明顯的是，這本自然史書籍是以浩瀚的經驗主義材料和具體材料為依據的，並從這些材料中得出主要結論：目前和從前的動物和植物的各種形態，也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換句話說，是進化形式，這本書確實是他的觀點的「自然史基礎」。這本書中根本就沒有神學，沒有神秘的原因，或者按馬克思的說法，沒有「不合常理的空話」，有的只是達爾文理論為了解釋生物的進化而引用的一連串因果關係——總之，有的只是明確表示出來的歷史主義與唯物主義的結合體——這就是吸引馬克思來讀這本書的內容。

　　如果達爾文對那些在改變常見的造化說觀念方面邁出了最初幾步的人表示歡迎，而認為這種改變只是向新的科學觀點的過渡，那麼他對自己的朋友們試圖「使科學和神學不相矛盾」的作法所持的態度就完全不同。他對他們是毫不留情的。我們已經看到，當愛沙·葛雷說，創世主「用某些對人類『有益的』方法指導變異」時，他就在刊物上同愛沙·葛雷進行論戰。實際上，賴爾也是很接近這些思想的，因為他當時重複了這種陳詞濫調，認為變異是由天意創造出來的，而人在選擇這些變異時，可以塑造他需要的動植物的形態。達爾文對這些意見特別生氣。他給賴爾寫信說：「這使我想起西班牙人，因為當我試圖向他們解釋科迪列拉山脈是怎樣形成的時候，他們回答說，你解釋沒用，因為科迪列拉山脈是上帝創造的……，您是否認為，連我的鼻子的形狀也是由於合理原因形成的呢？」。——他冷嘲熱諷地問賴爾道。

　　他接著寫道：「如果您說，上帝決定在何時何地出現十分微弱的變種，並且其中的一個變種在生存競爭中保存下來，其它幾個變種在第一代或下幾代就會死掉，那麼，我覺得對此表表議論都是廢話。這只是重複說，一切現有的東西，都是上帝預先安排好的！為什麼我們大家和我比討論隕石墜落的天文學家更應該談論變異是可以確定和指導的呢？或者你們認為連天文學家也必須說：隕石在某一定的時間要墜落到某一定的地點，毫無疑問，也是按照事先預料到的並確定下來的計劃由合理的原因安排妥當並加以指導的呢？這位天文學家是否也會把這個稱為神學的學究氣？我認為，從物種的角度來看，這不是學究氣，只不過是因為物種的形成至今還被看作是·超·規·律的（著重號是我加的——作者注）；實際上這一科學分支大部分還處在·神·學·的·發·展·階·段（著重號是我加的——作者注）。

　　因此，我們看到達爾文特別注意他的朋友們和信徒們所寫的與他的理論有聯繫的著作。據他看來，如果他們成功地發展了他的自然選擇理論的基本思想，或舉出了新的、還沒有被利用來說明進化論的事實，那他隨時準備對他們大加讚揚，有時可能是言過其詞的讚揚，鼓勵他們繼續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誰透徹地理解了他的理論，並在某個報刊對他的理論作出了反應，他總是高興地給予表揚（還有時反映在他給完全不相識的人寫的信中）。另一方面，如果他認為他的朋友們不是始終如一的，而是犯了錯誤，偏離了生物學中他所主持的「新教程」的方向。因而危害了共同事業，他就在書信裡，有時在報刊上堅決予以反駁。我們已看到了他對於愛沙·葛雷和賴爾就是這種態度，我們下面還會遇到這種實例。當達爾文幽居在唐恩時，無論是學術界的會議，還是其他各種公共集會，他都幾乎不出席，總之，他對一切會議都不積極參加，他雖身處唐恩，但還是善於把自己的戰友組成一個堅固的聯盟，勉勵一部分人的正確言行，糾正另一部分人的錯誤言行，從而使所有的人都能為「共同事業」的利益而工作。

　　所以列奧　碩耶維奇·達維塔施維裡^①說得特別對，他說：達爾文「為爭取科學中的先進思想的勝利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況且，他還是這場鬥爭的卓越組織者和領導者……

　　達爾文仔細地觀察著在世界各國進行的捍衛進化學說的鬥爭，總是力求與這個舞臺上的傑出活動家建立直接的聯繫。他總是明確地，雖然也是特別委婉地指導自己信徒們的工作」。

　　達維塔施維裡恰如其分地指出說，作為鬥爭的組織者、鼓舞者和領導者的達爾文，他的事蹟可以寫成整整一部充滿事實的書。

　　①蘇聯古生物學家和地質學家。他由於《自達爾文至現代的古生物學進化史》（1948）一書，而榮獲斯大林獎金。——編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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