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爾尼雪夫斯基(43)

四三

　　家裡人並不知道車爾尼雪夫斯基到達薩拉托夫的確切日期。奧莉佳十分焦急地等待著會面的通知。當她得知丈夫已離開伊爾庫茨克，正在來薩拉托夫的途中時，寫信給他的親戚說：

　　「我高興得簡直要發瘋了，我連自己在做什麼和該做什麼都記不得了。現在更是如此！要能飛到前面去迎接他就好了……我大哭了起來……什麼也看不見。」

　　當天晚上，一個侍女進來要找奧莉佳，遞給她一張條子。奧莉加看過後激動萬分，匆忙披上皮大衣，穿上套鞋……

　　經過多年的分別，奧莉加在憲兵上校的住所同丈夫短暫會面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當晚就乘驛車走了。臨行前和奧莉佳約好，第二天她也乘輪船到阿斯特拉罕去會合。

　　10月27日早晨，車爾尼雪夫斯基來到伏爾加河右岸與阿斯特拉罕遙遙相望的哥薩克福爾波斯特鎮。乘小汽艇過河後，他被送到市中心廣場的一家旅館。

　　阿斯特拉罕的警察局長已經在動手寫彙報：

　　「車爾尼雪夫斯基已於10月27日上午10時到達阿斯特拉罕城，已委派警察所長及偵探巴卡諾夫對他進行監視。並責成巴卡諾夫定期向憲兵局長彙報情況。車爾尼雪夫斯基到達時，未出現任何歡迎場面和發生任何遊行示威。」

　　這一夜，在旅館的房間裡終於剩下他一個人，「護送者」沒有了。憲兵辦完手續後便回去銷差。

　　車爾尼雪夫斯基稍事休息後，就到碼頭去接奧莉佳。城裡人聲嘈雜熙來攘往，各族人都有：俄羅斯人，烏克蘭人，亞美尼亞人，希臘人，波斯人，韃靼人，希瓦人……他幾乎在碼頭上等了一整天。輪船到達時已是傍晚時分，他從旅客中認出了奧莉佳的身影。

　　他們在郵政大街找到了一套3室的住房。住宅陳設很簡單：兩把椅子，一張有點搖晃的桌子，一張沙發，加上床鋪，此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了。

　　他們剛住進這套房子，兒子便從彼得堡趕來了。1862年車爾尼雪夫斯基被捕時兒子還是小孩，現在亞歷山大已經29歲，米哈伊爾也已25歲。

　　兒子在阿拉斯特罕逗留的時間很短促，父親沒來得及親近他們，也來不及把他離家20餘年的辛酸經歷告訴他們。

　　兒子回彼得堡之後，車爾尼雪夫斯基給表弟佩平寫了封信：

　　「我和我的孩子還很生疏。他們來時我感到非常『陌生』。他們和我一起只度過了8天，這麼短的時間我能很好地瞭解他們的才能嗎？特別是米沙，這段時間老在為家務事忙碌，一天難得有工夫和我談幾分鐘。來時他同我很生疏，走時也還是那麼生疏！」

　　說來也辛酸，車爾尼雪夫斯基現在最操心的事，是償還向親友借的錢。這些人在他流放期間幫助了他的妻子和兒子。他不僅想還欠親友的款，而且還想還「公家」的債。儘管在阿斯特拉罕生活的頭幾個月他經濟很拮据，他仍然請省長告訴他，他總共「欠」了公家多少錢——當局在伊爾庫茨克貸給他的路費，還有從伊爾庫茨克到奧倫堡的一輛新四輪馬車車費。

　　車爾尼雪夫斯基回來時體弱多病，但工作的願望並沒有減退。他很想坐下來工作，一直到肚子轆轆叫喚。吃完後再從早幹到深夜，或從夜裡幹到第二天下午……他希望在佩平的幫助下，能在《歐洲通報》上發表小說作品。他在維柳伊斯克流放時，寫成並銷毀了許多中、長篇小說。內容還非常完整地保留在腦子裡，現在可以毫不費勁地口授出來。兒子亞歷山大對創作有興趣，寫過詩歌，也寫過劇本。作為傳授經驗，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兩個鐘頭之內給他講了他寫過的一本小說的第一章。

　　還在西伯利亞的時候，車爾尼雪夫斯基就擬訂了一個內容廣泛的文學創作計劃。根據佩平的回信，未經當局的特別許可，報刊是不敢發表他的作品的。結果是反客為主，他計劃中只占次要地位的翻譯，卻成了他維持家計的惟一手段。於是，他便坐下來翻譯《比較語言學》，儘管他心中有數，這本書沒有什麼價值。

　　貧困在困擾車爾尼雪夫斯基。爭取發表作品（哪怕用筆名）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這使他十分苦惱。警察時刻釘梢，他和外界的一切聯繫都在嚴密的監視下。他們在這裡完全成了與世隔絕的人：深居簡出，不跟任何人見面，不同任何人交談。何必給人家造成難堪呢……

　　不久，車爾尼雪夫斯基被迫在憲兵局拍了照，照片被印了24張，送往阿斯特拉罕及各縣警察手中。

　　遷移到阿斯特拉罕一個半月以後，有一天英國《每日新聞》報的一名記者，到他住所來採訪。記者感興趣的是，能獨家報導和從囚禁地回來的著名革命家見了面。

　　不言而喻，車爾尼雪夫斯基同他談話時十分謹慎。稍一漏嘴，他就可能受到新的迫害。這次採訪後刊登出來的題為《一個俄國政治犯》的文章，當然不會反映出這個革命者的真正精神面貌。

　　記者對他年輕的相貌感到驚愕——根本不像55歲的人：一頭厚發，看不見丁點兒斑白；精神飽滿，態度直爽。不過再仔細端詳，記者終於發現，20多年的苦役和流放生活還是留下了痕跡。

　　過了不久，車爾尼雪夫斯基到了阿斯特拉罕的消息，傳到了首都青年學生當中。

　　1884年1月12日，在傳統的大學節——莫斯科大學建校紀念日，一群大學生給車爾尼雪夫斯基拍了一封電報：

　　為大學生最好的朋友的健康乾杯。

　　一群莫斯科大學生。

　　車爾尼雪夫斯基一直為不能發表作品而苦惱。到阿斯特拉罕半年之後，他作了個試探性的動作：給表弟佩平寄了封短信，內容如下：

　　親愛的薩申卡，請你把下面這則消息寄往發行量最大的一家報紙編輯部：『我們聽說車爾尼雪夫斯基正在準備出版自己的作品集』……

　　因為他寄出的信件，警察局都要拆開檢查。他想通過這一特殊的辦法試探一下，看當局對他恢復文學活動的意圖有何反應。

　　果然警察局獲悉了這封短信的內容，便立刻發函到出版總局，要求不能讓上述「消息」見報。

　　一年以後，車爾尼雪夫斯基從有關方面瞭解清楚，當局對他有個限制條件：作品要經過檢查，而且只准署筆名——這樣才允許他從事文學活動。

　　1885年，經過朋友的周旋，出版商索爾達瓊科夫委託車爾尼雪夫斯基翻譯韋伯著的11卷本《世界史》。這項工作足夠幹好幾年，可以解決他的無米之炊了。

　　英雄遲暮，寶刀不老。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工作能力仍和以前一樣令人吃驚。他聘請了年輕人費奧多羅夫作秘書，有時開玩笑稱之為「打字機」。

　　車爾尼雪夫斯基每天早晨7點起床，喝茶時便看校樣或原著，接著便是一連5個小時口授譯文。他念得流暢而輕鬆，出口便成文章，就像在讀俄文書。午飯後瀏覽報刊，下午3點繼續翻譯，直至下半夜……

　　實際上，車爾尼雪夫斯基並不喜歡這部洋洋巨著，更不贊同韋伯的一些觀點（如濃厚的德國民族主義色彩）。他不知疲倦地翻譯它，除了掙錢謀生，暗中還另有打算。

　　他被剝奪了發表著作署名的權利，只好利用韋伯的名字作為幌子，暗中表達自己的思想。他對原文如此這般刪節剪裁，清除掉書中的「廢話」和反動觀點；而且附上一篇專為該卷而寫的引文。所謂引文，就是一篇極有分量的評論力作。他的最後幾篇論文就是這樣產生的，收集起來總的題目叫做《世界史若干問題的科學概念論文集》。

　　經歷了漫長的苦役和流放生活，他現在又使用批判的武器和形形色色的反動學說進行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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