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爾尼雪夫斯基(31)

三一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倫敦逗留的時間不長，6月30日他便啟程回國。和赫爾岑面談了兩次，其中的細節外界知道得不很多，但交談的結果是雙方都不滿意。

　　大致情況是，車爾尼雪夫斯基開誠佈公，直言不諱地向他談了內心的感受和想法。責難赫爾岑把《鐘聲》辦成所謂的「暴露性的」雜誌：

　　「如果我們的政府稍微有點頭腦，它本會因你們的暴露而感激你們；這類暴露使它有可能比較冠冕堂皇地對自己的爪牙嚴加控制，同時又不使國家制度受到觸動。而問題的實質正好在於制度，而不在於那些爪牙。您本該提出一定的政治綱領，比如立憲的，共和的，或社會主義的。這樣，一切暴露才算重申了您的基本要求……」

　　由於感情過於激動，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眼淚奪眶而出。赫爾岑幾次想打斷他的話進行反駁，但他沒有停下來。他說還沒有講完，不過很快就結束。

　　車爾尼雪夫斯基說完後，赫爾岑昂然地掃了對方一眼，冷冷地、教訓式地說出了自己的決定：

　　「是的，根據你們狹隘的黨派觀點，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被證明是正確的；但從一般的邏輯觀點來看，這應當受到嚴厲的譴責，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被說明是正確的。」看著那副神氣的樣子和最後的表態，車爾尼雪夫斯基大為驚愕，頓時心亂如麻……

　　儘管觀點相左，有趣的是兩人對對方的評價卻那麼相似。

　　車爾尼雪夫斯基眼中的赫爾岑：

　　「真是個聰明人……可惜遠遠地落後了。他至今還以為他是繼續在莫斯科的沙龍裡說俏皮話挖苦人，是在和一位老學究拌嘴呢。然而，今天時代在飛速前進，一個月等於過去的10年。仔細一看——他還是莫斯科老爺的那個脾氣。」

　　赫爾岑反過來則說：

　　「這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聰明而又如此自負，這尤其令人吃驚，因為他深信《現代人》雜誌乃是整個俄國的中心。我們這些罪人早就被他們埋葬了。我覺得只是他們的倒頭經似乎念得太早了——我們還要再活一陣子呢。」

　　且不管事實如何，車爾尼雪夫斯基離開倫敦不久，《鐘聲》雜誌上又發表了一篇短文，文中談到：

　　「在第44期上，我們曾提醒我們那些猛烈攻擊暴露文學的俄國同行，他們這樣做有意無意地在給訓導委員會幫忙。如果我們使用的諷刺被看成是侮辱性的暗示，我將十分難過。我們憑良心請你們相信，我們的腦子裡根本無此想法；如若有此想法，我們就不會是這個揭露法！……我們並沒有指任何一位文學家，我們根本不知道那些文章出自誰的手筆——我們認為自己有權說幾句話反對這些文章。並真誠地希望，我們的忠告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1860年初，《鐘聲》雜誌第64期刊登了一篇《外省來信》，作者署名「一個俄國人」。作者究竟是誰難以考證，但這封信的立場觀點和語言風格，酷似車爾尼雪夫斯基。作者清楚地論證，不應該相信沙皇的「善心」，因為這種信任已被歷史和現實證明是不切實際的：

　　「亞歷山大二世統治伊始，尼古拉緊緊套在人們脖子上的枷鎖稍微鬆開了一點，於是我們便幾乎以為自己已經自由了。一個個詔書下達之後，大家都弄得暈頭轉向——似乎萬事大吉了，農民有了土地，自由了。大家都在談論中庸之道，談論各方面的進步，但卻忘了農民的命運已交給了地主，而地主是不會放過任何得利機會的……

　　「請看吧：亞歷山大二世很快就會露出老沙皇式的獠牙來……對沙皇的信念，已經貽害俄羅斯好幾百年。您不應該支持這種信念……只有武力才能從沙皇政權手中為人民奪得權利……只有爭取來的權利才可靠。我們的處境是可怕的、無法忍受的，只有斧頭才能拯救我們；除了斧頭，任何東西都不管用！此外沒有別的出路。為了促使問題和平解決，您已經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請您改變腔調吧，但願您的《鐘聲》不是招呼人們去作祈禱，而是向人們報警！您號召俄國人拿起斧子吧！」

　　赫爾岑對這封信的回答，再次證明當時他們之間的分歧是多麼嚴重。

　　「只要還存在一線不用斧子解決問題的希望」，他就拒絕號召人們「使用被壓迫者的最後一著——斧頭」。

　　文學藝術上的爭鳴，思想戰線上的鬥爭，往往短期內很難爭個是非。然而《鐘聲》雜誌和《現代人》之間的爭辯，卻很快由沙皇用實際行動替他們作出了結論。

　　那就是兩年後沙皇政府對農民實行血腥鎮壓，農民的鮮血擦亮了赫爾岑的眼睛。他終於結束了彷徨和動搖，毅然站到了革命民主主義者一邊。他的《鐘聲》雜誌隨之轉變了態度，第96期上寫道：「舊的農奴制為新的農奴制所取代。總之，農奴制並沒有廢除，人民被沙皇欺騙了！」

　　從倫敦回來以後，車爾尼雪夫斯基回了趟故鄉探望年邁的父親，9月1日返回彼得堡。

　　3.分道各揚鑣

　　俄國全社會圍繞農奴制改革問題的激烈鬥爭，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學領域。

　　在文藝界，由革命民主主義者組成的進步陣營，以文學為武器，抨擊醜惡、針砭時弊，為人民的解放鬥爭呐喊助威。一批統治階級的御用文人也集結成營壘，把文學當做欺騙人民、鞏固農奴制度的輿論工具。這種矛盾和鬥爭，甚至滲透進了《現代人》雜誌的內部，愈演愈烈，終於導致了最後的分裂。

　　《現代人》雜誌，曾經努力團結一批進步的貴族作家，引導他們沿著現實主義的方向創作，充分發揮他們的文學天才。如像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文學大師，在這家雜誌上都發表過不少優秀傑作。每當這種時候，車爾尼雪夫斯基總是表示真誠的歡迎，著文給予足夠的評價，向廣大讀者推薦。

　　1859年9月16日，屠格涅夫從巴黎給赫爾岑寫了一封信，中間問道：

　　「其實，我給你寫信，為的是想知道，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否真的拜訪過你，其目的是什麼，你覺得此人如何？」

　　屠格涅夫之所以這樣提問，當然事出有因。那麼車爾尼雪夫斯基此人究竟如何呢？

　　車爾尼雪夫斯基從來不把自己的文學評論，看作是純學術研究；總是把文學評論與宣傳革命思想密切結合，而賦於鮮明的戰鬥性。他站在時代的高度去評價每部作品，主張好的作品應該是「生活的教科書」，能陶冶人的情操，給人以教益。他以敏銳的目光關注著文壇的動向，旗幟鮮明地支持一切積極、進步的新事物；毫不留情地批評落後、有害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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