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爾尼雪夫斯基(32)

三二

　　用他的話說就是：

　　「評論是對一種文學作品的優缺點的評價。評論的使命在於表達優秀讀者的意見，促使這種意見在人群中繼續傳播。」

　　1856年發表的評論奧加廖夫《詩集》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60年代的革命人物，應如何對待貴族分子的革命性的問題。指出文學作品中「多餘的人」的形象，已經成為歷史舞臺的匆匆過客。他在文中論述道：

　　「奧涅金被彼巧林所代替，彼巧林被別爾托夫和羅亭所代替。我們聽到羅亭自己說：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他並沒有向我們指出一個可以來代替他的人。我們在等待這個繼承者，他從幼小時候起就熟悉真理，並不是抱著戰慄的狂熱、而是懷著歡樂的愛來觀察我們；我們盼望著這樣的人以及他的朝氣蓬勃、同時又是平靜果決的言論，從這種言論中聽到的不是對生活表示膽怯的理論，而是證明理論能夠支配生活，一個人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同他的信念取得統一。」

　　1858年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評論文章《幽會中的俄國人》中，講得更為直率。對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說《阿霞》中那位言行不一、理論脫離實際、軟弱無力的主人公進行了批評。貴族文學最寵愛的人物，所謂「最優秀的分子」不過是「多餘的人」，無論如何不能作為「新人」的榜樣。後者正準備去和他們所痛恨的沙皇俄國的社會政治制度作殊死的決鬥。其實，他翹首盼望的新人，就是平民知識分子和民主主義者。幾年之後，他寫的長篇小說《怎麼辦？》裡，終於出現了新時代人物的模樣。這些「新人」堅強、沉著、果斷；他們不喜歡抽象的東西，憎恨誇誇其談和孤芳自賞。他們和周圍的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繫。

　　1860年，車爾尼雪夫斯基發表了一篇評論美國小說家霍桑的文章，間接涉及了長篇小說《羅亭》。

　　1860年杜勃羅留波夫又發表了評論《前夜》的論文《真正的白天何時到來？》。這篇評論成了屠格涅夫與《現代人》最終決裂的導火線。

　　杜勃羅留波夫從革命民主主義立場出發，分析得出俄國社會已處在大革命的「前夜」的結論，並大聲疾呼革命「新人」的出現。

　　「每一天的本身並沒有什麼意義，只是另一天的前夜。這一天，它到底是要來的！而且，無論如何，前夜離開隨之而來的下一天總是不遠的：總共只有一夜之隔吧！」

　　這種革命性的詮釋把屠格涅夫嚇壞了。本來他對革命民主主義就格格不入，他羡慕的是溫和的、貴族的立憲制。

　　由於《現代人》堅定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方針，終於導致了編輯部內部的分裂。先後有一些徘徊于貴族自由派與革命民主派之間的作家，如格裡戈羅維奇、岡察洛夫、奧斯特洛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等文壇名家，紛紛脫離了《現代人》。1860年初，在一次文學朗誦會上，屠格涅夫與車爾尼雪夫斯基不期而遇。兩人話不投機，就圍繞《真正的白天何時到來？》一文爭論起來。最後屠格涅夫氣衝衝地說：

　　「對於您我還可以忍受；但是對於杜勃羅留波夫我就不能了……您是一條普通的蛇，而他卻是一條眼鏡蛇！」

　　他要求涅克拉索夫不要刊登杜勃羅留波夫的文章，寫了一張只有兩句話的便箋：

　　「任您選擇，我或者杜勃羅留波夫！」

　　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有著長時期的私人友誼。但事關政治立場大是大非，這位主編拒絕了老朋友的要求。

　　後來，涅克拉索夫懷著深深的遺憾，寫了一首詩《致屠格涅夫》。詩中回憶起當年曾經並肩戰鬥；惋惜他「吹滅了自己的火把」，「對年青人的熱情發出怨言」，「漸漸聽不見狂暴的皮鞭的鳴響和人民的幽幽哀怨」。最後詩人鼓勵老朋友不要動搖，繼續為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寫作：

　　鎖鏈的不調和的敵人，
　　人民的忠實的朋友，
　　快幹掉這杯神聖的酒，
　　在杯底——就是自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屠格涅夫再也沒回到《現代人》的朋友中間，還單方面發表了一項聲明，徹底拒絕繼續為《現代人》撰稿。這樣一來，他們之間首先為《現代人》撰稿的稿約協議，從此便失去了效力。

　　托爾斯泰也是這樣。在社會政治觀點上，他與革命民主主義方面完全對立。當初他曾站在德魯日甯一邊攻擊車爾尼雪夫斯基。而車爾尼雪夫斯基胸懷坦蕩，把個人恩怨置之度外，儘量設法去爭取、團結這位極富藝術才華的作家。1856年11月，他得知托爾斯泰要到彼得堡來。當即和涅克拉索夫商量，「我要去看望他，不知是否會對他產生一定的影響力——這樣，不論是對他或是對《現代人》來說，都是有好處的」。

　　一個月後，他又專門寫了文章，評論托爾斯泰的創作。對新近發表的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滿懷熱情、毫無偏見地對其藝術特色作了非常精當的評價。

　　可是，托爾斯泰還是離開了《現代人》。

　　然而，這一切並沒有動搖尼古拉三傑堅持雜誌方向的決心。

　　在《現代人》1862年的出版情況通告裡，有如下的申明：

　　「《現代人》的方向是讀者所瞭解的。在繼續將此方針盡可能地貫徹到學術和生活的各個欄目的同時，編輯部近年來不得不考慮可能要改變對某些（主要是為小說欄寫稿的）撰稿人的態度。過去，當這些作家的寫作傾向不十分明顯時，其作品經常受到本刊讀者的歡迎。本編輯部為不能繼續獲得這些作家的賜稿而深表遺憾；我們期待他們將來能寫出優秀的作品，但不想犧牲本刊的基本宗旨，因為我們認為這些宗旨是正確和正當的。」

　　假如說，三年前當涅克拉索夫暫時不在《現代人》編輯部時，車爾尼雪夫斯基關心的是如何把屠格涅克、列夫·托爾斯泰、奧斯特洛夫斯基這樣一些作家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那麼現在他終於明白這是難以實現的，他和這些人的道路不同。

　　在《論戰之美》一文中，車爾尼雪夫斯基對屠格涅夫離開《現代人》作了如下解釋：「我們的思想屠格涅夫已經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不再表示贊同。我們開始覺得，屠格涅夫先生新近寫的一些小說和我們對事物的看法不太一致，不像以前那樣。那時我們不太清楚他的傾向，他也不瞭解我們的觀點。於是我們分道揚鑣了。」

　　反動文人暗暗高興，斷言沒有了幾位大文豪的支持，《現代人》將會一蹶不振。

　　沒有了幾位文豪，地球照樣轉動，《現代人》照樣辦下去。現在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站在一起的是另外一批人：杜勃羅留波夫、米哈伊洛夫、薩爾蒂科夫-謝德林、舍爾古諾夫、塔拉斯·謝甫琴柯、謝拉科夫斯基以及許多大學生和青年軍官。他們有著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標，形成了一個新的戰鬥集體，一起推動俄國的社會變革。這份雜誌的影響反而迅速擴大，團結的群眾不斷增加，雜誌銷路節節上升。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威望迅速樹立起來，近似于當年的別林斯基，只是範圍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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