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爾尼雪夫斯基(30)

三〇

　　軍內書報檢查官施蒂默爾上校早就緊緊盯住這份雜誌，他給上面寫了一個反映《軍事文集》問題的情況報告。

　　武裝部長接到報告後，叫車爾尼雪夫斯基寫一份檢查呈報沙皇。車爾尼雪夫斯基寫了一份說明書，駁斥了施蒂默爾的指責：他「對榮譽的理解，和俄國軍隊大多數軍官的理解不一樣」。「《軍事文集》的這個方向不是編輯部，不是近衛軍團的領導，而是俄國軍隊的軍官們自己所賦予的。」

　　儘管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意見，將書報檢查官的指控一一駁倒，儘管卡爾采夫抱怨軍隊書報檢查官吹毛求疵，埋怨武裝部長本人對這個刊物採取敵視態度；但那些反對《軍事文集》的大人物寸步不讓。結果是《軍事文集》只出了7期，雜誌被迫暫時停刊。編輯們受到申斥，全部被撤換；卡爾采夫本人氣得生了一場大病。

　　1858年底，車爾尼雪夫斯基提出辭職。他離開之後雜誌再度復刊，完全置於武裝部長的控制之下。這個部長任命一名少將為雜誌的新主編，《軍事文集》便成了一份純官方性質的刊物了。

　　由於《軍事文集》事件，加上在《現代人》上發表的《論農村生活的新條件》，沙皇政府簡直把車爾尼雪夫斯基視為眼中之釘，必欲除之而後快。第三廳已將他列入危險人物黑名單，派出大批密探隨時加以監視。

　　一副罪惡的黑網在車爾尼雪夫斯基周圍悄然張開。

　　2.銜命倫敦行

　　1859年夏天，倫敦出版的《鐘聲》雜誌突然反對起《現代人》雜誌來。老革命民主主義者赫爾岑，和《現代人》編輯部同仁之間，發生了一場內部大混戰。

　　導火線是杜勃羅留波夫寫的一些評論文章。

　　在這之前幾個月，杜勃羅留波夫提了個倡議，《現代人》新開闢一個名為《口哨》的欄目，借助嬉笑怒駡抨擊社會的弊病，鞭撻醜惡與奸詐。

　　按照杜勃羅留波夫的想法，《口哨》欄的矛頭不僅是要對準露骨的反動派，也可以適當批評批評那些「抱殘守缺者」和所謂的「進步分子」。進步而冠以「所謂」，是特指當時某些也在高唱暴露文學、實則「小罵大幫忙」的文人。

　　當時確有一批很時髦的「暴露」作家，他們只熱衷於在「上面」允許的範圍內批評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不僅不會動搖專制政權，相反，它把社會的注意力引離事情的本質，讓人們忽視「這台某些人竭力加以修復的機器已經是破爛不堪」。而且，這類對舊制度毫毛無損的時髦作品，還能營造出一種民主的假像。似乎允許人們自由說話，文學作品可以干預社會生活。

　　對這種人幽他一默又有何妨？

　　杜勃羅留波夫不僅在《口哨》欄，而且還在自己的長篇評論中無情地揭露這類所謂的「暴露文學」。他在《現代人》4月號上發了一篇《去年文學瑣事》，尖刻地嘲笑了暴露派小說家們的那套雕蟲小技：

　　「倒黴的是那些錄事、區警察局局長、市議會秘書、區監督。遭殃的還有警士和鄉村警察。即便有時觸及省一級的官吏，這樣的暴露文章大部分也是用以下公式炮製的：突出一個極為高尚的省長，這是省內上下的大恩人，他主張一切按法律公開辦事。他身邊總有兩三名心地善良的官吏，由他們來懲處有各種舞弊行為的人。……但是請仔細聽聽這種暴露文章的腔調吧，每個作者都異口同聲地說，俄國一切醜惡現象之所以發生，都是因為區警察局長狡詐，警士們粗暴。」

　　這一新的欄目果然博得了讀者的贊許，但貴族自由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大為惱火。

　　流亡在國外的赫爾岑，1859年突然在《鐘聲》雜誌第44期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非常危險！》。文章對《現代人》編輯部進行了激烈的攻擊，似乎《口哨》的方向大錯特錯，是在扼殺剛剛起步的言論自由。並把《口哨》欄目的撰稿人，和扼殺言論自由的反動政府混為一談。他在文章的末尾作了侮辱性的暗示：

　　「我們這些可愛的小丑們忘了，沿著這條危險的道路吹口哨，不僅可能滑到希爾加林和格列奇那裡，而且還可能（但願千萬不要）滑到斯坦尼斯拉夫那裡……」

　　希爾加林和格列奇都是辦反動雜誌的俄國作家。用他們來類比《現代人》雜誌的同仁，必然會挑起一場文壇大論戰。

　　其實，這場爭論並不是突如其來，而是有著深層次的原因。除了文藝觀點上的分歧之外，赫爾岑與《現代人》雜誌的革命策略也格格不入。就思想傾向而言，赫爾岑更接近于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當中的自由派。此時他仍然相信，可以憑藉沙皇和貴族的仁慈，使俄國人民的狀況得到改善。

　　車爾尼雪夫斯基一直生活在俄羅斯的現實之中，對社會各階層的生存處境、政治態度，以及廣大民眾的迫切願望，都瞭解得一清二楚。他相信人民，號召人民覺醒起來。而赫爾岑呢，按列寧的話說，則「是地主貴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離開俄國，沒有看見革命的人民，也就不能相信革命的人民」。

　　6月5日清早，情緒激動的涅克拉索夫來找杜勃羅留波夫，告訴他流亡在倫敦的赫爾岑突然反對起《現代人》來。涅克拉索夫本人還沒有見到那期《鐘聲》雜誌上的原文，但在俱樂部裡別人跟他說，《鐘聲》雜誌的那篇文章，暗示《現代人》已被當局所收買。當天杜勃羅留波夫在日記中寫道：

　　「如果這事屬實，那麼赫爾岑根本就不是一個嚴肅的人；在報刊上如此輕率地評論別人，太蠻橫了。我越是琢磨這個消息，就越相信這僅僅是涅克拉索夫的感覺，事實上根本沒有這種暗示。必須儘快弄到《鐘聲》雜誌看看那篇文章，然後才好決定怎麼辦。至少應當給赫爾岑寫封信，把問題解釋清楚。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著這件事，老是忐忑不安，仿佛在我口袋裡找到了莫名其妙地落在裡頭的別人的錢……我個人並不因為赫爾岑的刻薄而感到很失望。不得已時，我可以和他論戰一番；但涅克拉索夫卻焦躁不安，因為赫爾岑在我們社會的優秀分子中影響很大。暗示被當局收買這件事特別使他感到受侮辱，他幾乎下決心要親自到倫敦去做一番解釋，說這種事完全可以導致決鬥。我不明白，也不贊成這樣做，不過我也覺得必須進行解釋，為此我願意前往……」

　　涅克拉索夫和杜勃羅留波夫都認為，同赫爾岑見面時應力爭使他收回那篇文章。倫敦是非去不可了，但不是他倆，而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去。涅克拉索夫覺得選杜勃羅留波夫去不合適。他擔心杜勃羅留波夫心直口快，話語尖銳，談判容易弄僵。

　　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談判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為赫爾岑「決計不會同意收回自己的話。承認這些話不真實，就會在讀者心目中貶低自己。」

　　但涅克拉索夫一再堅持和懇求，車爾尼雪夫斯基儘管很不願意，但還是同意銜命倫敦行，去和赫爾岑交換意見。

　　得知赫爾岑在《鐘聲》雜誌上發表上述文章的第五天，涅克拉索夫就給《現代人》雜誌辦公室主任伊波利特·帕納耶夫寫了封信。請他「今天儘早」提取車爾尼雪夫斯基「明天出國」要用的款子。

　　當車爾尼雪夫斯基正在赴倫敦的路途上時，他的父親加夫裡爾·伊萬諾維奇卻在薩拉托夫等待兒子回來。6月26日，即車爾尼雪夫斯基到達倫敦那天，父親寄了一封信去彼得堡給兒子和兒媳奧莉佳：

　　「我親愛的孩子，你們本月16日寫的信，23日收到了……我沒想到，沒猜到我親愛的兒子會出國，並且還要到倫敦——我們還準備本月23日迎接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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