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爾尼雪夫斯基(27)

二七

　　2.《詩集》惹風波

　　車爾尼雪夫斯基接手《現代人》雜誌的領導職務時，已經是一個知識淵博、完全成熟的學者了。這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季節。為了指導刊物的方向，他把主要力量用在研究作品和撰寫評論上面，真個是文思如噴泉，成果滿枝頭。他寫的書評或其他論著，幾乎涉及一切知識領域。他熟悉每門學科的最新成就，掌握了大量的英文、法文和德文資料。他研究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以及國外的狄更斯、貝朗瑞、海涅、拜倫、喬治·桑等著名作家。

　　他在1855～1856年間，陸續在《現代人》上發表的《俄國文學果戈理時期概觀》一書，在他的論著中佔有突出的地位。這可說是一部權威的俄國文學評論史。它概述了19世紀三、四十年代，俄國文學評論思想的發展，批判了這一時期一些反動評論家的文藝思想，特別闡述了別林斯基的美學觀點，及其文學評論對俄國文學發展的重大作用。

　　1856年，諷刺作家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發表了《外省散記》，對俄國社會生活進行了透徹的剖析，對醜惡現象無情鞭笞。車爾尼雪夫斯基發表評論稱：「《外省散記》不但是出色的文學現象，而且是一本屬俄國生活歷史的高貴而卓越的書。」

　　托爾斯泰發表了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這篇小說描寫農民生活和刻畫農民心理相當成功，車爾尼雪夫斯基也著文充分肯定。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評論中，經常拿西方作家和俄國作家作比較研究，找出俄國和西方文學的差別。他多次指出俄國作家有一個突出特點：對祖國發自本能的熱愛。西歐作家則不然，大多數是世界主義者。他們只忠於科學和藝術，卻未必考慮給各自的祖國帶來什麼好處。比如莎士比亞、歌德等等。他寫道：

　　「他們的名字，使人想起的是他們在藝術上的建樹，而不是為祖國的利益優先思考的願望。我們則不是這樣：每個俄國偉人的歷史作用，是以他對祖國的功績來估計的，他的人格是由他的愛國主義精神來估價的。」

　　還有，比如在1856年寫的劄記中，他對盧梭和果戈理兩位作家作了很精采的比較分析：

　　「果戈理的性格乃至整個命運和盧梭的性格及命運有許多共同之處。盧梭貧困、受人誹謗，他逃離祖國，但又憂傷地懷戀著祖國。他疑心重重，但有時感到十分自豪。他很不願外露思想，但卻什麼也不會隱瞞。他藐視一切，但又有求於所有的人。……但他仍然心靈純潔、質樸和天真，但純樸中又帶點狡黠，而且很識人心。同時代的人覺得他神秘莫測，後代人卻非常理解他。他是個天才的、高尚的、對人充滿溫情的厭世者。」

　　因此，車爾尼雪夫斯基主張，祖國文學的首要任務，在於竭盡全力幫助克服俄國生活的落後面。

　　不僅忙於寫作，他作為雜誌的領導人，天天堅持不懈地關心《現代人》的利益，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時間，都放在工作上面。他要嚴格把握雜誌的基本方向，又要努力維繫與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作家的關係。終日心神勞累，於是難免忙中出錯。稍不留心就捅出了一個大漏子，惹出了非同小可的後果。

　　這件事是關於涅克拉索夫的《詩集》因起的。

　　涅克拉索夫在國外逗留期間，書店裡出售了他的一本《詩集》。車爾尼雪夫斯基一直高度評價涅克拉索夫的詩歌，當他在1856年秋天看到這本書時，便認定這是「俄國文學上未曾有過的好書」，想寫一篇長文加以評論。但又覺得在《現代人》雜誌上發表似乎不大妥當；因為涅格拉索夫是這份雜誌的主編，恐有吹捧之嫌。於是車爾尼雪夫斯基決定，在《現代人》上刊登一則小消息。只報道詩集出版了，不作任何評價，甚至不談讀者的熱烈反映。

　　於是，《現代人》第十一期《新書》欄裡，刊出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寫的一篇簡訊：《涅克拉索夫詩集》——莫斯科1865年讀者當然不能期待《現代人》會詳細評論編輯之一的《詩集》。我們只能列舉收集在這本書裡的詩作。

　　這就是目錄……讀者會發現，許多詩作是以往未曾發表過的。有些雖已發表過，但這次所發表的要比以前的更為完整。從未發表過的作品中，我們舉出一些篇目：

　　《詩人與公民》、《被遺忘的鄉村》、《加蘭斯基伯爵筆記片斷》………

　　要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只發這麼一條消息，倒也罷了；但他從《詩集》中選擇一些革命傾向性最強的片段，轉載在雜誌上，問題就出來了。這給狂熱的農奴主和《現代人》雜誌的敵對派提供了一個藉口，書報檢查官員們又可以為所欲為了。

　　起初，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掀起的一陣鼓噪並不在意。他以為過兩三個月，這件事就會被忘掉。但很快他就發現，鼓噪變成了軒然大波，招來了非常麻煩的後果。

　　這件事的結果是，書刊檢查機關要對《現代人》進行長達3年的管制，編輯部受到嚴厲的訓斥。並受到警告：如再次出現類似情況，雜誌將禁止出版。《詩集》四年內不准再版。

　　過了幾個月，涅克拉索夫從國外回來了。車爾尼雪夫斯基一見面便自責，因為他的過失極大地損害了《現代人》。

　　涅克拉索夫聽後表現得很豁達，說：

　　「是啊，這當然是個錯誤：您沒想到，既然我沒有將《詩人與公民》刊登在《現代人》上，就說明我認為這樣做不妥當。」

　　僅此而已，以後再也沒提到過這件事。而且絲毫也沒有改變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信任，繼續把他當作《現代人》最重要的一個編輯。

　　這年12月份，他在給屠格涅夫的信中寫道：

　　「車爾尼雪夫斯基真是個好樣的。請記住我的話，這是俄國未來卓越的報刊編輯和撰稿人，他比我這個罪人要純潔。」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工作遭到挫折的日子，個人生活也遇到麻煩，心情大受影響。

　　妻子奧莉佳這時正懷第二胎。因為醫生在她生下第一個孩子後，曾提出過警告：她以後再生小孩就有致命的危險！

　　車爾尼雪夫斯基非常愛妻子，他以惶惶不安的痛苦心情，等待分娩日期的臨近。他一向沉著鎮靜，這一次再也沉不住氣了。從1856年秋天起，不安的心情就完全破壞了他的正常生活，心亂如麻，甚至不能安心寫作。

　　在緊張的心情中度過了大約四個月。次年1月7日，奧莉佳終於平安生下了小兒子維克托。車爾尼雪夫斯基終於平靜了下來，以十倍的精力又投入了《現代人》的編務。

　　夏天的一個傍晚，一個手提旅行袋、身穿破舊衣裳、舉止靦腆的青年人突然來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住所。這人是薩拉托夫的地主，名叫巴維爾·亞曆山德羅維奇·巴赫梅捷夫，從前在家鄉見過面。他告訴車爾尼雪夫斯基，他把莊園和財產都賣掉了，決定永遠地離開俄國，雖然他熱愛祖國。

　　從後來的談話裡才弄清楚，巴赫梅捷夫受到社會主義文學，特別是赫爾岑作品的影響，思想發生了突變。決心與舊的生活方式徹底決裂，要到太平洋上的法屬馬貴斯群島上去建立一個農業公社。完全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一種理想的新生活，讓人們兄弟般地相處。他還想順便到倫敦去會見赫爾岑，把他賣莊園所得的一大部分錢，捐助赫爾岑用於宣傳俄國的事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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