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爾尼雪夫斯基(15)

一五

　　3.不迷信權威

　　國際風雲突變。1848年，革命浪潮席捲歐洲大陸，車爾尼雪夫斯基時刻關注著形勢的發展。對政治的興趣越發濃厚了。

　　這年，法國巴黎連續爆發了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廣大群眾高唱《馬賽曲》走上街頭，喊出了「消滅人剝削人」的口號。

　　同年德國也爆發了柏林三月起義，並取得成功。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被迫改組政府，召開國民議會，制定憲法。

　　奧地利、匈牙利也掀起革命風暴。

　　但是，不久歐洲大革命相繼失敗了。

　　巴黎公社起義被鎮壓，法國的形勢發生了令革命者沮喪的轉折。

　　在德國，參加國民議會的民主黨領袖羅伯特·布魯姆，被奧地利軍隊在維也納殺害。

　　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公然充當國際憲兵角色，派遣軍隊進犯匈牙利，殘酷鎮壓了那裡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加強了對國內民主思想的控制和鎮壓。

　　彼得堡的大學裡，一片肅殺之氣。大學生們對政治的興趣明顯下降了。

　　有一個常來大學聽講座的海軍軍官，以前經常引導學生討論政治問題；現在這類談話很少聽到。軍官覺察出青年人的情緒起了變化，就很少到學校來，最後乾脆銷聲匿跡了。車爾尼雪夫斯基感到很遺憾，因為他打算和這人認真交個朋友，接近他。

　　正直、熱情的車爾尼雪夫斯基，仍然初衷不改，對政治越來越敏感，興趣越來越濃厚。他以激動和不安的心情，注視著動盪的歐洲。

　　年輕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發現，自己對大革命期間的事件、思想、人物的態度，愛憎是那麼分明，反差是那麼巨大。好像涉及到的都是他休戚相關的人和事。有的使他崇拜景仰；有的使他義憤填膺、慷慨激昂；有的使他輕蔑和憎恨。

　　1848年9月日的日記中有：

　　「嘿，先生們，先生們，你們以為問題在於徒有共和國這個虛名，而權力卻掌握在你們手裡。——問題在於要使下層階級不僅在法律面前，而且在物質生活方面也能擺脫其奴隸地位……在於使他們豐衣足食、男婚女嫁、養兒育女、供養父母、受到教育。男人不變成行屍走肉或壞蛋，女人不致出賣肉體。否則就是胡說八道！……」

　　他對鎮壓法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人民運動的劊子手，在日記中予以憤怒的譴責。他寫道：

　　「普魯士政府是一夥卑鄙的傢伙，奧地利政府也是一夥卑鄙的傢伙。對於他們，這種稱呼還嫌不夠，我找不到更恰當的字眼，來表達我對屠殺布魯姆的劊子手們的極端厭惡。」

　　這時，自我犧牲的想法，突然十分尖銳地擺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面前。他在日記中有如下的獨白：

　　「其實，假如我堅信自己的信念是正確的，並將取得勝利，那麼為了我的信念的勝利，為了自由、平等、博愛和富裕的勝利，為了消滅貧困和罪惡，我絲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假如我相信這一切將得勝，我就不會因看不到勝利的日子和平等博愛主宰人間而感到惋惜；只要我堅信這一切，我就會含笑而不是流著眼淚地死去。」

　　直抒胸懷，激揚文字；何等激昂慷慨，又何等大義秉然！

　　誰能想像這個靦腆的書呆子，政治視野竟如此之開闊，革命情懷竟如此之博大！他的心，早已飛越出了大學的校園。

　　車爾尼雪夫斯基以後的整個人生歷程證明，他年輕時為革命而犧牲的想法，絕不是曇花一現的流露。因為他確實堅信，「為了理智的目標而忘我的人，總會為這些目標而去犧牲自己的。」

　　過了許多年，他在小說《怎麼辦？》中，全面發展了這一主題思想。然而，還在年輕時，他就一直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何使自己言行協調一致，如何使自己行為始終如一，如何使觀點和生活緊密地聯繫起來。

　　同哈內科夫交往，對車爾尼雪夫斯基起了良好的作用。他認為這位新朋友是一個聰明、精通哲學問題的交談者。從他的談話和借給的書本裡，車爾尼雪夫斯基真正瞭解了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學說。還有康德的「實證主義」、黑格爾的哲學體系和費爾巴哈。從那時起，車爾尼雪夫斯基便認真地研究各學派的著作。不是選讀片斷（如他以前接觸黑格爾著作時那樣），而是精讀原著。

　　哈內科夫對德國哲學不感興趣。覺得它太抽象、太難懂，語言繁瑣空洞，實在令人生厭。吸引他的是生活，而不是抽象的理論。

　　就精神素質而言，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時還沒有擺脫黑格爾使他產生的景仰心理。他當時以為，黑格爾宣佈的真理將普照一切，並使他內心有一種泰然的感覺。

　　他1848年10月在日記中寫道：

　　「我覺得，我幾乎完全屬黑格爾，當然，我對他幾乎一無所知……同意黑格爾的觀點，意味著我在決定一件大事。即對於小我的一件大事。而我預感到，我將迷戀上黑格爾……」

　　奇怪的是，當年輕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更深入瞭解黑格爾的哲學之後，沒有別人的指點，就發現了黑格爾哲學體系本身的兩面性。發現它在原則和結論之間、方法和內容之間，存在深刻的內在矛盾。只有完全成熟的思想家，才能做到這一點；20歲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卻作到了。

　　1849年1月底，哈內科夫把一本《哲學原理》交給車爾尼雪夫斯基，請他翻譯其中的某些段落。車爾尼雪夫斯基第一次仔細閱讀這本書時，他立刻發覺其哲學體系中最薄弱的一環：即結論的反動性、狹隘性和中庸之道。

　　40年過後，回憶起年輕時研究哲學，車爾尼雪夫斯基寫道：

　　「在原著裡，黑格爾更像17世紀的哲學家，甚至更像經院哲學家，而不像人們用俄文介紹他的哲學體系時的他。」

　　這位青年當時已看出，黑格爾的思想「沒有什麼新鮮東西」，「他是現實情況和現存社會制度的奴隸」。

　　值得注意的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前驅赫爾岑和別林斯基，在使俄國的哲學思想擺脫「黑格爾學說」的束縛這一事業上，各自起過促進作用。赫爾岑不無自豪地寫道：

　　「……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俄羅斯精神終將徹底改造黑格爾學說，儘管我們受過各種哲學思想的薰陶。富有活力的氣質必將取勝。」

　　1855年，車爾尼雪夫斯基也以同樣自豪的心情談到，在擺脫了黑格爾哲學模棱兩可和無所作為的說教之後，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別的權威，發展了徹底的觀點。

　　他寫道：「在我們祖國的精神生活中，現在第一次產生了能和歐洲其他各國的思想家並駕齊驅，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只當他們的學生的人。以往，我們每個人在歐洲的作家中，都有一個乃至幾個崇拜的絕對權威——有的人從法國文學界裡找到，有的人從德國文學界裡找到這樣的權威。自從我們精神運動的代表，獨立地批評了黑格爾的體系以來，我們的運動已不再受任何權威支配了。」

　　舉出這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年輕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其洞察力多麼敏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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