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爾尼雪夫斯基(11)

一一

　　車爾尼雪夫斯基和這個親戚，不僅在婦女問題上有分歧；他們在一切方面都不斷發生爭論。儘管他明白這種爭論是白費時間，儘量避免主動挑起，但還是忍不住要與捷爾辛斯基爭辯起來。因為後者總是當著他的面，誹謗生活中的一切高尚的東西。不管是談論家庭、國家、法國的革命、果戈理、萊蒙托夫、拜倫，還是談論俄國的官僚等級，他們的觀點總是大相徑庭。

　　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看來，俄國的農奴制是野蠻的殘餘。捷爾辛斯基則是農奴制的忠實維護者，他不能容忍任何觸動這一制度基礎的看法。

　　有一次吃晚飯時，他對車爾尼雪夫斯基說：

　　「我不高興別人當著我的面，以輕蔑的口吻談論政府的最高領導人。這樣做，就會使自古以來就已確立的國家體制遭到破壞。甚至會造成法國目前出現的那種情況。」

　　「依了您，即便（政府）動用棍棒武器（對付百姓），頭頭還是頭頭……他們攫取得也太多了。他們忘了，不是百姓為他們而存在，而是他們為百姓而存在。不是真理為國家存在，而是國家為……」

　　對方閉上眼睛作打瞌睡狀。車爾尼雪夫斯基中斷了談話，各自按字母順序擺起了編年史中摘下的單詞卡片。

　　第二天，捷爾辛斯基故意談起一個薩拉托夫的官吏，兩人不知不覺又就昨天的問題爭論起來。

　　車爾尼雪夫斯基反駁說：

　　「他並不比別的官員壞，大部分身居高位的人，不一定具備無愧於其職位的才能和知識。大部分官吏和當政者，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撤換掉，因為在我們這裡，不是根據一個人的才能授予他職位；相反，是得到職位後，職位給予他相應的聲譽。」

　　捷爾辛斯基忍不住了，他氣急敗壞地說：

　　「別說啦，這種爭論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過了一星期，他們談到一些偉大的作家，這對冤家又爭吵起來。

　　捷爾辛斯基說道：

　　「拜倫既然是個酒鬼，那他就和所有酒鬼一樣，是個壞蛋。任何一個偉大的作家，只是個賣藝人罷了。當官的就不是那號人。」

　　車爾尼雪夫斯基熱烈地爭辯說：

　　「不，作家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分子……假如說他們身上有弱點，那麼產生這些弱點的原因，和我們普通人是不一樣的。因此，拜倫嗜酒的原因和別人嗜酒的原因不同。」

　　「胡扯，全都一個樣。遠看他們似乎很偉大，近看和我們毫無二致。他們在人民中煽動叛亂，挑撥離間，他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過。」

　　這樣淺薄、愚蠢地議論偉大的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感到受辱。

　　「正是這種現象現在使我感到不安：萊蒙托夫、果戈理這些作家——怎麼能把他們稱之為賣藝的！多麼可悲啊……」

　　他和捷爾辛斯基爭論時還小心翼翼，沒有向他完全袒露隱藏在內心的思想。在同學當中則是另一回事。在那裡他隨便得多，可以自由而熱烈地談論革命思想。

　　他對真理、善良和正義的追求，起初是抽象的、模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嚮往變得具體而清晰了。但他還沒有徹底擺脫宗教偏見的束縛，仍舊信仰基督；不過這時他的宗教情感已出現了明顯的裂縫。

　　同捷爾辛斯基爭論之後，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日記中流露，內心的變化異常急劇。他發現，他的宗教觀點和他的「其他見解」，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

　　「偶爾閃過一個念頭：『沒有宗教就沒有社會』，這是柏拉圖說的，我們也附合著說。其實，柏拉圖本人也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因此很自然，他這話的意思是指道德信念的總和，是自然宗教，而不是什麼真正的宗教。」

　　這一新舊決裂的過程，持續了整整兩年。車爾尼雪夫斯基讀了唯物主義哲學家的著作，最終促使他永遠地擺脫了宗教觀念的影響。

　　1850年，是他徹底過渡到唯物主義哲學的一年。近兩年來，這位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社會政治信念，正在逐漸形成。他所謂的「其他見解」，正是逐漸佔據他思想的社會主義學說。

　　他起初，只是瀏覽一些報刊。然後逐漸閱讀主要的歷史著作和社會主義文獻，尋求各種的問題的答案。

　　可以舉車爾尼雪夫斯基，對1848年巴黎公社革命事件的看法為例。在學校和同學交談時，他熱情地為社會主義者辯護。當聽說巴黎成了巨大的戰場時，就完全同情那些用武器捍衛自己權利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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