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爾尼雪夫斯基(10)

一〇

　　他一邊寫日記，一邊細想他對洛博多夫斯基夫婦的態度。啊，這分明是不可能結果的花枝呀！

　　為什麼對他們的思念，超過對其他人的思念？為什麼他因期待見面而思緒不寧？這樣的情形他從來還沒有過。這並不是因無所事事而想入非非；他很忙。該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學年考試迫在眉睫、腦子裡正醞釀一部文學著作的構思。此外，他準備在斯列茲涅夫斯基教授的指導下，搞一項大的科研工作。

　　不管車爾尼雪夫斯基正在做什麼，忙於何事，他的思緒老是關注到洛博多夫斯基夫婦身上。他們夫婦間的關係將會怎樣？丈夫會不會正確理解妻子的性情？他們靠什麼維持生活？洛博多夫斯基能不能設法掙到足夠的生活費用……這一切，都使車爾尼雪夫斯基惴惴不安。

　　很快得知，這兩個人的生活變糟了。洛博多夫斯基的抱怨，使他感到傷心。娜傑日達·葉戈羅夫娜的父母，也百般埋怨……

　　在這以前，車爾尼雪夫斯基發現朋友有困難，也曾解囊相助。現在他決定把開支緊縮到最低限度，將節約的錢送給洛博多夫斯基。只要能使這對新夫婦過得好些，他自己再窮也行。每次接到家裡寄來的錢之後，他都趕緊跑到洛博多夫斯基夫婦那裡。除留下必需花的三四個盧布，其餘的都給洛博多夫斯基。

　　他覺得，如果物質條件好些，洛博多夫斯基就會改變對妻子的態度。車爾尼雪夫斯基經常琢磨，從哪裡能弄到錢，使他倆擺脫貧困。

　　可是，他的好朋友洛博多夫斯基不幸又患上了可怕的肺病。車爾尼雪夫斯基甚至想到，萬一肺結核奪走他朋友的生命時，他準備隨時同娜傑日達·葉戈羅夫娜假結婚，使她不至於像莫斯科的亞曆山德娜·格麗戈裡耶夫娜那樣，回娘家去受氣，給父母弟兄充當傭人，被人看作「賣出門的貨物，脫手的女兒」。

　　過了些日子，知識分子中經常談論的話題，集中到巴黎的革命和俄國的農奴制。車爾尼雪夫斯基同洛博多夫斯基當時已敏感到，俄國近期有可能發生革命。

　　有一次，他聽到洛博多夫斯基慷慨激昂地說，也可以在俄國發動一場革命。

　　「革命的因素是存在的。其實，許多村莊已經起來造反了。他們拒絕互相出賣，當局只好用抽籤的辦法，來懲辦一些人。但不過，他們缺乏團結，破壞有餘，建設不足……我早就有參加並率領起義的想法。」

　　要在1848年發動俄國的農民起義，率領它和沙皇的軍隊作戰……這一切，連當時最敢做敢為的人，作夢也不敢去想！

　　車爾尼雪夫斯基如此仰慕洛博多夫斯基，這毫不奇怪。他們相好的期間，正是洛博多夫斯基一生中最光輝的時期。

　　後來，洛博多夫斯基逐漸消沉，喪失了年輕人的革命浪漫主義精神。參加並率領起義——嗨，這可不是鬧著玩的！車爾尼雪夫斯基逐漸才清楚，他的這位朋友的革命情緒，是很不牢固很不穩定的。後來他們分道揚鑣了。年長的一個以熱情勇敢開始，以當了五等文官而默默告終；年幼的一個開始時優柔怯弱，最後卻成了一個偉大的、堅忍不拔的革命者。

　　經歷的人和事多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冷靜反思得出結論：「我對人總是一下子就過於肯定，把人家看得很高很高，後來又不得不把自己捧得很高的人降下來。」

　　3.告別舊觀念

　　捷爾辛斯基一家來到京城，車爾尼雪夫斯基感到不自在。

　　在同一個屋頂下生活，他覺得拘束壓抑，仿佛是個外人。還在1849年秋天，當車爾尼雪夫斯基回薩拉托夫度假時，就覺察到表妹夫婦之間，有某種虛偽的庸俗東西。他們表現得異常親熱，互獻殷勤，竊竊私語，旁若無人。現在，他們這種專門作給外人看的表演，使車爾尼雪夫斯基很不舒服。他腦子裡不由得呈現出果戈理小說《死魂靈》中的一幅圖景：

　　「常常這樣，他們坐在長沙發上，突然不知什麼原因，一個放下了煙斗，另一個撂了活兒（如果這時手中有活兒的話），懶洋洋地親起嘴來。時間之長，可以抽完一支雪茄煙。」

　　捷爾辛斯基以前也是教會中學的學生。不久前從神學院畢業，當上了樞密院的一名官吏，自負得不得了。此人是個偽君子、不可救藥的墨守陳規者。家中的閒暇時間，他是在和妻子胡扯、翻閱雜誌裡的圖片或談《聖經》中度過的。他把個人的安寧和功名，看得高於一切。為升官和獲獎而祈禱，朝思暮想的就是怎樣把錢積攢起來。平時極端吝嗇，空著肚子的客人走後，他總是歎口氣說：

　　「沒法喂飽每個人啊！」

　　捷爾辛斯基不遺餘力地節約每一支蠟燭。天黑該點蠟燭時，他總是小心而又客氣地阻止：

　　「怎麼，你莫非想點蠟燭了？」

　　在他們看來，漆黑之前，至少應該在昏暗中坐上20來分鐘。晚上所有的人都該擠在一間屋子裡，這樣只點一根蠟燭就可以了。

　　而且，捷爾辛斯基夫婦，對洛博多夫斯基的態度甚不友好，弄得雙方都很生氣。

　　車爾尼雪夫斯基一開始不知道該怎樣對待捷爾辛斯基夫婦。他表現得客氣而寬容，只是到了一定的激烈程度時，他才變得冷峭和倔強，決心想法悄悄地擺脫他們。

　　有一次，捷爾辛斯基以命令的口吻對他說：

　　「把蠟燭拿來！」

　　這使他大為激動，差一點吵起來。但他還是沒有勇氣去斥責對方的無禮，默默地照辦了。只因從幼小起，他就受到嚴格的教育：尊重親戚。

　　有時，他為表妹嫁了這樣一個男人感到悲哀，甚至有些可憐她。

　　同捷爾辛斯基家的密切接觸，使他第一次找到了一個重大的主題。10多年後，他寫出了著名長篇小說《怎麼辦？》。這部作品已成為幾代革命者必讀的教科書了。這個主題，就產生在和捷爾辛斯基的爭辯中。當時他極力向妹夫證明，在當今的社會條件下，婦女只不過是家庭專制的犧牲品，是丈夫的奴隸。她們完全被剝奪了參加社會生活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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