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而是風(44)

四四

　　勞倫斯非常虛弱，我們想去不太遠的主島去。於是我們向土倫進發。土倫是個生機勃勃的港口，那裡有許多船、水手和商店，是真正水手們的商店，有用貝殼裝飾的箱子、貝殼做的船、科西嘉出產的長刀等。

　　我們在土倫附近邦多勒的博裡瓦日旅館過冬。旅館建在海邊，是普羅旺斯地區獨特的、服務態度好、居住舒服、向陽的旅館。我們的生活完全和海關官員盧梭描寫的那種《靠租金生活的人》的生活相似。早上，勞倫斯在自己的房間裡寫《三色堇》。然後我們去海邊的咖啡店喝午飯前的開胃飲料。我們記住了這裡所有的狗。我們看歸港的漁船、和在海邊沙灘上銀光燦燦的沙丁魚堆。這個冬天，勞倫斯的健康恢復很好。他吃完午飯，到海邊看打「勃奇亞」的人。我們也不知不覺地融進了這個歡騰熱鬧的小城市的生活中。我們乘公共汽車去土倫。我們看到了黑人士兵，也去看了馬戲。在邦多勒度過的整個冬天是輕鬆愉快的。

　　後來，赫胥黎一家也來了。他們在對岸的薩納利找到了一處房子。一天我們都在博裡瓦日的向陽的飯館裡坐著時，勞倫斯對瑪利亞說，「不對，瑪利亞，假如你真是非常富有的話，我們就不會這麼融洽。」

　　到了春天，我們從馬賽到了西班牙——先到巴塞羅那，從那裡再去馬略卡。馬略卡還沒有失去它的深邃。在海上遙遠的水平線上，非洲大陸隱約可見。

　　我們的旅館在小海灣邊。每天陽光和煦、精神舒暢。我們始終注意不讓勞倫斯累著。在島上各處走。當太陽最熱時，我洗海水浴，或攀上岩石，一個人悠閒地俯看海灣。一天我在瞭望四方時，看見一個西班牙軍官騎著駿馬在眺望大海。他干擾了我的個人天地，我迅速披上浴衣要回家。我往海藻堆上跳，海藻內部是空的，它下邊是岩石。這樣，我的踝骨就象挨了槍子兒一樣，挫壞了，疼得我一拐一拐的。這時，軍官騎馬趕到，把朝氣挺拔的馬讓給我。當時，我想，這是一段多麼浪漫的遭遇呀。由於腳踝太疼，我怎麼也上不去那匹精神抖擻的馬。我索性讓他別管我。

　　後來，勞倫斯來了。他讓兩個年輕人用車把我送回旅館。

　　腳踝不痛了，而骨頭折了。

　　我按照勞倫斯的意圖，到倫敦去為他開畫展。到倫敦時看到寫有他名字的華麗的旗幟飄揚在瓦倫美術館外。在美術館優雅的陳列室裡，他的畫看上去有幾分野氣，有股撲面的感覺。他那為數不多的畫引起了那麼大的震動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在梅林達別墅的空蕩、樸素的房間裡看它時，他不理解這些繪畫的力量。就像是塔斯卡尼給了它生命一樣，它在那裡極其自然地產生出來。使我大為吃驚。不久，警察來了，為了破壞這個展覽，把他的畫都送進了馬可·波羅街警察局的地下室。我想到畫在肯定陰涼潮濕的地下室裡要被搞壞，急得不得了。後來經過鬥爭，畫給救出來了。

　　這期間，勞倫斯病臥在佛羅倫薩。由於對《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的攻擊和畫展受到禁止，他的病情再次惡化。奧廖利悲觀地打來電報。我迅即趕往佛羅倫薩。腳踝還未全好，還在痛，我又想到見到勞倫斯時會怎麼樣，心情難以平靜。後來聽奧廖利說，他看了我要回來的電報後說，「弗莉達回來後要說什麼？」勞倫斯回答道，「盆裡不是有桃嗎？她肯定說，『呀，看上去真好吃。』肯定去抓。」確實如此。和勞倫斯見面後，我看他「她終於回來了」的放心的目光，一時感到了長途跋涉的乾渴，就吃了桃子。

　　我和他在一起，他的病很快就見好。不過，聽奧廖利說，他來時，勞倫斯象死人那樣，頭和胳膊耷拉出床外，把他嚇了一大跳。

　　我們為了避開佛羅倫薩的酷暑，去了附近的特格倫澤，馬克斯·莫爾也住那裡。我們在那裡租了一處簡陋的平民房。那時正是秋天。勞倫斯悠閒地休養著。我妹妹埃爾斯和阿爾弗雷德·韋伯來探望。當只有阿爾弗雷德·韋伯一人在場時，勞倫斯對他說，「喂，蘋果樹的葉子紛紛落下了吧。樹葉想落時，就得讓它們隨便落。」馬克斯·莫爾從慕尼黑帶來幾個醫生。但是，藥品對勞倫斯一點也不見效。他的身體太脆弱，太敏感。我記得這可能是最後階段的每個秋夜。我通宵聆聽著越過敞開窗戶傳來的他的呼吸聲。貓頭鷹在外邊核桃樹上發出不祥的啼聲。在黎明蒙朧的光線下往他屋裡看，就像只有放在他床邊地板上的龍膽花束是屋內唯一的活物似的。然而，他又恢復了。因此，馬克斯·莫爾和我又陪著他趕緊上邦多勒方向出發。

　　從住進梅林達別墅以來，我們就像只為他的健康而活著的。我們認為，瑞士和大海對他養病最有利。他不信任何醫生，任何療法，他說，「我比任何醫生都更瞭解我自己。」他的生活成了為爭取健康的不斷鬥爭。然而令人驚異的是他開始站在這個鬥爭上。他的精神使那不滅的花一直開到結束。他的願望之一是就每個大陸寫一本小說。非洲和亞洲還沒有寫。他的壯志終究未酬。我的一位印第安人朋友說，「為什麼勞倫斯沒有把全世界的事都寫出來？他什麼都知道得很清楚呀。」在看《迷途的姑娘》時，他說，「這些人後來怎麼樣了？我想知道這些人一直到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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