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42)_學達書庫

四二

　　第二十三章　宗教·文化鬥爭

　　原始人發覺人死斷氣，「氣或靈魂」出竅，人便死了，推及動物和自然界都如此。「萬物有靈論」即成原始宗教，靈魂似乎由夢得以證實，靈魂離開載體成了游魂永遠不死，並能行善作惡，人敬為神靈，神靈主宰這大千世界。自然界有萬物，便形成了多神教，多神教後來又發展成一神教。

　　貧窮的巴勒斯坦，荒蕪的阿拉伯沙漠、世界屋瘠南麓高寒缺氧的尼泊爾分別產生了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2世紀以來這些後進地區的宗教向文明地區傳播。文明地區正好處在第一次浪潮農業革命的強弩之末。疆域不能再擴大，森林資源枯竭，能源漸趨短缺，人們開始否定浪費物質財富為榮的審美觀，肯定以獲得更多的自由時間，追求心靈充實，才是高尚的生活方式。故對純樸而不帶銅臭的後進地區的宗教產生極大興趣。

　　中世紀物資匱乏，時間有餘。羅馬帝國末期每年有半年的節假，工作日的工作時間亦短。法國農民冬天有3個月不幹活，夏天的節假也名目繁多。冬季更長的德國、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休閒時間就更多了。中世紀時人們認為，在不該幹活的時候去幹活是大罪過。此外，王侯貴族、僧侶修士、弄臣優伶也不事生產。

　　有些人用大量時間來思考，其中「死後」和「來世」便是個重要課題。神秘厭世的宗教被一再研究和闡釋。宗教本是主觀的，信眾一廣就社會化和組織化了，也更具有強制力，即宗教主觀推廣為社會主觀，勢力更為強大，迫使人們接受這種主觀，並排斥乃至鎮壓異端的主觀。

　　中世紀的宗教很注意營造一種氛圍。基督教用拉丁語作祈禱，伊斯蘭教、佛教的誦經，並不在乎人們懂得多少經文，而這些抑揚頓挫的語言，配合著莊嚴的音樂、燈燭的明滅、服飾的整肅、香煙的繚繞。使人們進入一種與塵世迥然不同的意境，以達到震懾或籠絡人們的目的。

　　教堂、寺廟、清真寺的建築設計，都不考慮雙向、多向討論交流的功能，教堂的設計是為了使佈道者和唱詩產生共鳴和嫋嫋餘音，穹頂高高在上，穹頂、牆體、窗戶雕刻或描繪有天堂和地獄的景象，光線從天而降，朦朧中使人產生憧憬敬畏、天高難問的感覺。寺廟和清真寺設計考慮都是從人們頂禮膜拜神祗出發的。

　　中世紀，世界不存在具有國土和成文法的近代概念上的「國家」。卻有基督教圈、伊斯蘭教圈、佛教圈這種具有共同社會主觀思想圈相維繫的，依靠人為統治權管理的領地。中世紀反理智的宗教形而上學地空談心性使科技滯後，物質財富生產難以擴大，使這個社會不得不走向崩潰。

　　中世紀的生產力有三次大的起伏：

　　1.9世紀上升到12世紀達到頂點，15世紀降到最低點；

　　2.15世紀中上升到16世紀末達到頂點，18世紀中完結；

　　3.18世紀中葉又開始發展。

　　12世紀是中世紀文化鼎盛時期，法意德英的騎士們一次又一次組織十字軍遠征，大教堂一座接一座建成。教皇的權力達到頂點。教會注重物欲和世俗權力的理性主義傾向出現。即走向了不關心物質財富、排斥理智主義的中世紀精神的反面。

　　基督教借用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學說作為它的哲學基礎。柏拉圖的《理想圖》裡說惡人將下地獄，好人會升天堂，這是世人對此想法的典型表述。亞裡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他觀察到自然界，動物吃植物，猛獸吃兔子，人吃穀物和家畜，悟出造物主為每件事物都安排了目的。後來也有人說，目的論既預定了上帝，也可推翻那個上帝，以人來取而代之，亦即鮑狄埃所說：「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與出世的佛教比較，基督教是入世的。它要人為善，犯了錯只要懺悔便可救贖，信教的人是上帝的選民，上帝的選民解救了自己，還有責任解救全人類。中世紀的基督教會，是與世俗權威並立的另一個權威。這個權威主要體現在精神和文化上，教廷發動和組織的十字軍也可看出其政治上的強悍。

　　歐洲城市興起，王權上升，民族意識的覺醒，對教會的荒淫腐敗不能忍受。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三者幾乎同時發生。民族國家擺脫了教廷控制，擺脫了僵死的經院哲學；希臘的樂天，羅馬的共和再次得到世人的肯定；世界一體、地質演變、物競天擇使人們懷疑《聖經》的話句句是真理。教會對地產的掠奪，對百姓的奴役，它鼓吹不義戰爭的大屠殺，它導演愚弄世人對聖者遺骨的崇拜，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出賣贖罪券，它那森嚴門禁之內的無恥的尋歡作樂。到了被一一清算的時候。

　　然而，教會在黑暗的中世紀也有些功績。它是這一時期教育事業的組織者和保護者，也是惟一的學術研究中心。歐洲最早的大學、中學和醫院都是教會辦的。教會的經院哲學研究，畢竟也是一種心智活動。教會也保存了大量希臘羅馬文獻，使古代文明得以承傳。西方至今不願放棄基督教宣揚的真和美，至於善，那就留給上帝掌握好了。

　　1871年到1872年冬，俾斯麥為了強化自己在國內的地位，他痛下決心以反對教權主義為由，向主張天主教的「教皇無謬誤說」那一派開刀。這一舉措受到進步自由黨的支持，這個黨的魯道夫·費舍夫在1873年競選演說中說，普魯士正經歷著一場世界觀的大搏鬥，這是一場「文化鬥爭」。這聲牌子並不合俾斯麥要搞整人陰謀的實際。但它深受俾斯麥的歡迎。俾斯麥指使法爾克，加強國家對教會的管束。1872年2月，法爾克提交了一份國家對學校監督的法律草案。普魯士上議院大多表示反對，連羅恩都是勉強贊成。俾斯麥通過的此法案，即是所謂《五月法令》。人們說，強行通過法案是文化鬥爭的首戰。受威爾夫基金資助的報刊說，法案在對梵蒂岡教皇提出警告後，將會有「結婚手續由教堂改至民政局辦理」，「向教會辦事業課以重稅」，「限制耶穌會等跨國教會機構」等等。

　　普魯士許多人擁護向天主教神父開戰，這正中俾斯麥下懷。1872年5月14日，俾斯麥在帝國國會演說，在攻擊一通羅馬教皇後說道：「我們不會去卡諾莎，肉體靈魂都不會去！」

　　但是，國際社會認為，俾斯麥攻擊教皇，不利於統一，會製造分裂。他低估了教會的勢力，他可能認為自己比教皇高明，更無謬誤，所以他不能容忍歐洲有兩個無謬誤的人。這是俾斯麥這個聰明人，在幹蠢事。事實正是如此。當局的暗探監視教師並迫害神甫，反而使德意志的天主教徒心向羅馬。大選中這些人一致投中央党和溫德霍斯特的票。俾斯麥還不想回頭，他變本加厲地命令法爾克逮捕科隆和波森的大主教，外加這兩個主教管區的所有主教，撤消1300個教區的教士。1874年1月，帝國國會選舉，中央黨的席位由63席猛增至91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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