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35)_學達書庫

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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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加索和弗朗索瓦來瓦洛利不到兩年，就重新開創了這個小鎮的繁榮局面。

　　來自全國各地的陶工紛紛湧入瓦洛利一試身手；在當地，木工、麵包師、理髮師、漁民都加入到了畢加索的麾下。制陶業在這裡迅速復興。畢加索也得到了人們的敬仰和愛戴，他很喜歡吃當地的一種傳統麵包卷，上面有四個尖，極像又粗又短的手指，人們就叫它「畢加索麵包」。這樣一來，鎮上的人和鎮外的人都以「畢加索麵包」為食。至今，許多去法國旅行的遊客都想走一趟瓦洛利，為的就是嘗一嘗「畢加索麵包」的味道。

　　1950年8月，畢加索將他的雕塑鑄像《人與綿羊》贈予了瓦洛利的市政府委員會。市政府盛讚了畢加索為該市經濟騰飛所做出的偉大貢獻，同時認為這尊雕塑將為瓦洛利的旅遊業帶來新的發展。畢加索謙虛地說：「藝術本來就是讓人觀賞的。我希望這尊鑄像能夠豎立在一個廣場上，好讓孩子們在上面爬來爬去，讓狗不受阻礙地在上面小便。」

　　剪綵那天，瓦洛利隆重授予畢加索「榮譽市民」稱號。三個月後，冷傲的蘇聯人也把「列寧和平獎」的獎章掛到了畢加索的脖子上。

　　這段時期，法國的許多地方當局盛行邀請著名畫家對各地的古舊教堂進行重新裝修。比如，萊熱和羅奧已在阿西山區的教堂完成了這項工作；馬蒂斯帶病堅持為旺斯省的多明俄會教堂增添光彩；勃拉克也使第厄普附近的一所教堂舊貌換新顏。於是，瓦洛利市政當局想請畢加索為一座已還俗的12世紀的教堂，以他認為適合的形式加以裝修。

　　畢加索一向對宗教方面的題材不感興趣。幾年前，他去旺斯省的夢幻別墅看望馬蒂斯時，馬蒂斯雖然病得倒在床上起不來，卻依然為裝修教堂不停地忙碌，他讓秘書麗迪婭將紙釘在床頭的天花板上，把碳筆綁在竹杆頂端，這樣他就可以在紙上畫多明俄的像和裝飾室內的圖案；然後坐著輪椅再把稿紙上的圖案畫到大方瓷磚上。畢加索見了頗不以為然，他問馬蒂斯：「你這人是怪呢，還是瘋了？你信不信教？要是不信，你又怎麼能為一種你不信仰的思想做事呢？」

　　「這不全如你所說的，它也算得上是一種藝術創作。我不知道自己信不信上帝，我往往覺得我這個人更像個佛教徒。問題的實質是，要使自己接近于虔誠祈禱時那樣一種精神境界。」馬蒂斯的話說得很好。而畢加索是不輕易被打動的，他沒有答應瓦洛利市政當局的請求。

　　1950年，美國軍隊入侵朝鮮半島。畢加索憤然揮毫，畫出了名作《在朝鮮的屠殺》。他利用現代科技文明帶給人類的負面效應，以一群機器人的形象諷喻擁有精良武器的美國兵，在他們的槍口下，是赤身裸體的婦女和孩子，他們對戰爭的恐懼似乎已經超過了人類所能承受的限度。這幅畫1951年第一次在「獨立沙龍」上展出；5年後，熱愛畢加索的波蘭人民將它的大幅複製品豎立在華沙街頭，作為對蘇聯軍隊闖入匈牙利國土的抗議，使這幅作品因為它對戰爭的尖銳揭露和有力譴責而具有了普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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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10月，畢加索七十壽辰。

　　瓦洛利的陶工們別有深意地在教堂的中殿為畢加索設宴慶祝。畢加索不時地抬頭仰視破舊的拱形石屋頂，又看看工人們滿含期待的眼神，他頓時明白了這些純樸鄉民的良苦用心。他馬上為自己將要發生的轉變找到了很能說服人的理由：「我要裝飾的，不是教堂，而是一座和平的廟宇。」

　　畢加索詳細考察了教堂的構造，他認為重點還是中殿的屋頂。他把這塊屋頂看成是一塊大畫布，如果能用一整幅油畫把它完全遮蓋起來，油畫的一邊表達戰爭的主題，另一邊表達和平的主題，那就再好不過了。

　　瓦洛利所有的能工巧匠都願意聽從畢加索的調遣。畢加索並不需要那麼多人，他叫當地最好的一名木匠為潮濕而粗糙的石板屋頂上了一層護板，這是油畫的全部依託，所以質量一定要高。還有一個問題是沒有足夠大的畫室，市政局面向全市征房，人們都希望畢加索能看中自家提供的房屋，然而畢加索不是要好的，而是要大的，他選擇了瀕臨倒閉的香料廠的一間倉庫。住在這裡的美國人巴蒂恩幫了大忙，他解決了燈光和搭腳手架的技術上的困難。

　　1952年夏天，萬事俱備。畢加索發佈禁令，除了他和兒子保羅，其他人一律不准走進畫室半步。他還對保羅說，萬一他偶爾疏忽，或心血來潮，批准什麼人來看他的畫，保羅必須以鐵的原則堅守最後一道防線。

　　畢加索每天先去陶器廠，在那裡製作兩三個小壺，和工人們聊聊天，當感覺進入最佳狀態時，他就把自己關在畫室裡，只有吃飯睡覺才能使他出來。瓦洛利人太看重畢加索為他們做的這項工作了，畫室的外面總是有人在等著，他們既不交頭接耳，也不踮腳窺探，只是坐著，站著，走著，一忽兒去了，一忽兒又來了；一忽兒是這些人，一忽兒又是那些人。他們也許是怕畢加索太寂寞，有一天會撒手而去，所以來陪陪他；也許是渴望瞭解哪怕一丁點兒關於畫的進度或其他消息。畢加索來來去去，嘴裡含著煙捲，雙手插入口袋，低頭蹙額，無暇他顧，更為畫室裡的作品增添了一份神秘。

　　畢加索雖然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其實他把一切都看在眼裡。他不忍心再讓人們在外面苦等，10月的一天，作品已大致完工，他向瓦洛利的人們第一次打開了畫室的門。室內淩亂不堪，滿滿的兩木板油畫，因為斜放著，距離又太近，看不出名堂；門口的桌上有一個鬧鐘和一冊日曆，每張日曆上都安排著當天的進度；四壁全是草圖和素描，下起地板，直抵簷頂，大約有兩三百幅。畢加索後來對克勞特·洛伊說：「我畫完了好幾冊素描本，還沒有找到一張像樣的圖案。」他又說：「我還從來不曾以這樣快的速度畫過這樣的巨制，這裡的人民激勵了我。我要求自己畫得又快又好，在現代繪畫上，每一筆都是一項精確的工作。」

　　這兩幅木板油畫先後在意大利的羅馬和米蘭分開陳列展出，直到1953年秋天才運回瓦洛利。兩幅畫在教堂中殿的屋頂「終成眷屬」，當它們拼在一起時，畫中的接合毫釐不差。畢加索的畫室裡什麼工具都有，惟獨沒有尺子，畢加索的眼睛比尺子還要精確。

　　大型油畫《戰爭》與《和平》無疑超越了藝術的範疇，亦即從它問世的那一刻起，它就不是作為一件單純的藝術品而存在，它納盡世間萬象，田園的和都市的，動盪的和寧靜的，人性的和獸性的，歷史的和未來的。我們可以說它是杜甫的《石壕吏》，是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是尼采的生命意志學說，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它通俗易懂而意味無窮，讓人直面的是被鮮血染紅的真理：戰爭不僅是殘暴的，而且是愚蠢的；而和平就像驚險的雜技表演，總叫人提心吊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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