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34)_學達書庫

三四

　　寫過《青年近衛軍》的法捷耶夫還算是有風度的，他苦笑一下，承認了自己的僵化。另外一些人就不同了。在結束宴會上，大家站起正要乾杯，某蘇聯代表借酒發難，大聲斥責畢加索：

　　「你如果再繼續堅持西方資產階級的頹廢畫風，將會沒有任何出路。你的那一套『印象—超現實主義』得趕快收場了！」

　　其他人隨聲附和，本來友好諧和的氣氛被沖得煙消雲散。這些人不僅用政治的手掌抽打藝術的臉龐，而且根本暴露出對藝術的淺薄無知。因此，他們的這種行為，無異于強盜的攔路打劫，或是暴徒的私設刑堂。畢加索數十年沐風櫛雨，韜光養晦，他從來就不想在公開場合談論藝術的是是非非，正如他所言，藝術就是一種難以理解的東西，藝術就是要受到排擠和逼迫，藝術的自由就是沖決一切阻攔與圍困的自由。但是今天，既然他們的發言要乖離出藝術的軌道，他作為公認的一代大師，就必須維護藝術的尊嚴，讓他們在歧路上止步。他語調威而不高、激而不亂，直擊對方要害：

　　「我討厭和某黨派中沒有修養的工作人員談論藝術問題，包括我最敬仰的黨派，任何集團裡面都有惟命是從、飛揚跋扈的傢伙，這並不值得奇怪。在德國，我被納粹分子辱駡過；在德軍佔領下的法國，我又被說成是一個猶太—馬克思主義畫家，他們都是這樣的口吻。說我是『印象—超現實主義』畫家純屬張冠李戴，如果你要和我談這個問題，至少得先學點正確的術語和有關知識。」

　　9月2日，波蘭總統授予畢加索「波蘭文藝復興金星司令十字勳章　」，以表彰他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業績。

　　接過獎章　，畢加索的孩子氣又來了，他調皮地對艾呂雅說：「劃得來，十天之內獲兩個獎，看樣子我回去得準備一個專門裝獎章的匣子。」另外那個獎，是指他離開法國前一天，由於他為法國所掙得的榮譽和光輝而戴上的「法國文藝復興獎章　」。

　　3

　　1949年4月，阿拉貢來到了奧古斯丁大街。巴黎將承辦第一屆世界和平大會，他委託畢加索為世界和平運動選一幅切題的宣傳畫。畢加索把他帶進畫室，讓他自行挑選。阿拉貢在汗牛充棟的作品中，發現了一幅石版畫，畫面上是一隻白鴿，畢加索最喜歡的小動物。這只鴿子羽毛潔白，寧靜的站在那兒，望著前方，眼神裡卻透出一股執著和堅韌。

　　「多美的鴿子，這只從諾亞方舟裡飛來的鴿子，正是和平的象徵啊！」阿拉貢興高采烈地喊道。

　　畢加索笑著走過來：

　　「詩人，小聲點，莫讓馬蒂斯那老傢伙聽見了。這可不是從方舟飛來的，是馬蒂斯送我的呢。年初我和弗朗索瓦去看他，發現他的鳥舍裡有四隻大米蘭鴿子，它們與別的鴿子不同，連腳爪上都長滿了羽毛，一直拖到地面，如同穿著一雙白色高筒皮鞋。我覺得這幾隻鴿子應該是屬我的，正巧馬蒂斯在背後說，要把它們送給我做模特兒。我就連籠子一起帶回了瓦洛利。」

　　阿拉貢聲音越來越低，卻越來越激動：「太好了，那太好了。兩位藝術大師都為和平大會做出了貢獻，太難得了！」

　　《和平鴿》就這樣高懸在巴黎普列耶宮世界和平會議的會場上，而後從這裡，飛向世界各地。

　　「和平的使者，美麗的鴿子……」這是從音樂之都維也納傳來的歌聲。

　　「畢加索的和平鴿在飛翔，飛向世界各個地方，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們阻擋。」這是智利詩人聶魯達的高唱。

　　它還飛到了歌唱家保羅·羅伯遜所灌的唱片上，飛到了中國、印度的郵票上，飛到非洲黑人朋友的手帕上……

　　同年，美國賓夕法尼亞首府費拉德菲亞的藝術博物館授予這幅石版畫「潑奈爾紀念獎章　」。

　　值得一提的是，畢加索最為推重的東方繪畫大師齊白石老人也得到了一張《和平鴿》的複製品。1950年，北京《人民畫報》約他畫一幅和平鴿，他憑印象畫了一張，自己很不滿意，認為沒有達到畢加索先生的水準。為此，他在院子裡養了一大群鴿子，仔細觀察它們的行走、哺雛、覓食、起飛等動作和神態，所得甚深。兩年後，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大會在北京召開，白石老人花了整整3天時間，精心創作了一幅丈二匹的大型圖畫《百花與和平鴿》送給大會，受到了中外人士的高度評價，老人也成為1955年度國際和平獎四位得主之一。上面提到的聶魯達的好友、西班牙詩人阿爾貝蒂懷著敬意寫了一首長詩《向齊白石致敬》。熱愛和平是全人類的共同心聲。

　　巴黎和平大會開幕的那一天，即1949年4月19日，畢加索正準備要馬賽爾送他去會場，卻先接到了醫生的通知：弗朗索瓦必須立刻住院，以保證安全生產。

　　畢加索這下急了，他一時根本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件事，一邊是弗朗索瓦臨產，一邊是舉世矚目的大會。還是馬賽爾有經驗：「沒關係，我開快些，順路送夫人到醫院。」畢加索咬了咬牙：「不行，你先送我到會場，再陪她去醫院吧，我不能遲到。」

　　弗朗索瓦到醫院的時候，已經下午5點，比約定的時間晚了3個鐘頭。晚：8點，一聲嘹亮的嬰啼劃破長空，女兒出世了！

　　畢加索一到會場，才發覺自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心思整個地都在醫院裡，他每隔幾分鐘就要打去一次電話，焦急之情難以言喻。終於聽到了女兒誕生的消息，他興奮得跳了起來，立刻電話取名為「帕洛瑪」（法文：鴿子）。畢加索匆匆趕到醫院，捧著他心愛的「小鴿子」，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詞語都用盡了。

　　第二年，畢加索參加了在英國設菲爾德舉行的第三屆和平大會。會上，代表們用熱烈的掌聲把他請上了演講台。畢加索在公眾面前顯得不善言辭，他只用法語講了一分鐘，講父親怎樣教他畫鴿子。可是他的結尾卻強而有力：

　　「我主張活著，反對死亡；我主張和平，反對戰爭。」

　　再過一年，畢加索奔赴羅馬第四屆世界和平大會。眾星捧月，畢加索又不由自主地站到了演講臺上。這次他對演講不再生疏了，他的演講不僅體現了一位藝術大師的慈悲胸懷和威武氣度，更體現了人類對戰爭與和平的理性認知所達到的高度和深度：

　　「戰爭的罪惡在於殺人。戰爭毀壞了佛羅倫薩——這固然令人扼腕傷心，但更令人寒心的是，它還殘殺了那些有能力重建這一歷史名城的人們。毀壞家園，這只是戰爭的一個局部，它只是使人們意識到自己身罹戰禍而已；而親人喪生，才會在人類心靈上留下永久慘痛的創傷。由此推及，人類倘有滅亡之一日，必是自相殘殺所造成的惡果。到了那時，戰爭與和平，勝利與失敗，都在灰飛煙滅中失去了任何意義。佛羅倫薩固然被毀於戰火，但這並不決定戰爭販子是否贏得戰爭。」

　　這是畢加索一生中最後一次離開法國了。他對集體活動一向沒有興趣和好感，但這幾年卻頻頻出訪諸國，成為少有的參加了四屆和平大會的代表之一，他是無可爭議的「和平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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