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25)_學達書庫

二五

　　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與佛朗哥狼狽為奸，使得戰爭愈益升級。1937年4月26日，西班牙巴斯克區一個小鎮格爾尼卡的7000居民，像往日一樣地平靜而又忙碌地工作、生活著。他們萬萬不會想到，下午4點30，德國空軍的43架飛機如鷹隼般直沖而下，向毫無防備的人們瘋狂掃射和轟炸，歷時3個多鐘頭，死1654人，傷889人，小鎮的70％變成一片廢墟。

　　這一罪行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畢加索更是義憤填膺，與此同時，他收到了母親從巴塞羅那捎來的信，說離她和她女兒住的地方只有幾碼遠的一個修道院被炸毀了，一連幾個星期，房間裡還充滿了臭煙，熏得她淚流不止。畢加索發誓要拿起畫筆，用最具有戰鬥力的作品，鞭撻戰爭元兇，激揚正義雄風。震撼世界的《格爾尼卡》呼之欲出。

　　為了表明自己與佛朗哥勢不兩立的態度，畢加索不僅接受了西班牙共和國總統馬奴爾·阿沙的任命，擔任馬德裡普拉多博物館的館長，這是他任過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官職，他還答應在這一年的巴黎大型國際博覽會上為西班牙展覽館提供自己的作品。

　　令畢加索不安的是，畫室太小了。

　　道拉·瑪爾四處打探，終於在格蘭·奧古斯丁大街找到了一個很大的空房間，她以前的男友喬治·巴泰曾經在這裡組織過演講和討論會。

　　在頭幾天裡，畢加索一口氣畫了25幅草圖，道拉·瑪爾生動而真實地拍下了這幅油畫的創作過程。畢加索對這一做法十分欣賞，他說：「用照相記下一幅油畫的連續變化，是很有趣的。通過照片，人們也許會瞭解藝術家具體表現他的幻想時的腦力勞動過程。」另一個被允許進入畫室的人是艾呂雅，有他在一邊評說，更能激發畢加索的想像力。

　　當畢加索畫完最後一筆時，畫面已高達349.3釐米，長776.6釐米，直頂到屋樑的椽木上。這間房子雖然夠寬了，但要擱下這幅畫，還是勉為其難，只有讓它向後仰一點，才放得下。畢加索每次創作和修改上面部分時，都必須站在扶梯的頂端，看上去就像是空中作業。

　　畢加索在畫中糅合了寫實和立體主義的各種手法，線條繁複卻主題鮮明，寓意隱含但激情流露，觀眾一看即能心領神會，根本不亞於一幅寫實的力作。變形和怪誕的表現方式，讓人過眼不忘，觸目驚心。畫面的最右側，一個女人高舉雙手，大概是從一座著火的房子上跌下來；另一個婦女向前猛跑，慌恐與憤怒佈滿全身。左邊的母親，手托著被炸死的嬰兒，啼哭呼號響徹天宇。右邊角上，一個婦人的頭顱探出窗子，向前平舉著一盞油燈，將這一切都展示在光亮之下，讓人們看明白，看仔細。畫面中央的高處，有一片光，酷似眼睛，可眼睛的瞳仁卻是一個燈泡；地上倒臥著戰士們殘缺的肢體，臂雖斷，劍已折，可依然緊握不放；劍旁有一朵鮮花，這是對英雄的哀悼，對戰爭的控訴，對光明的呼喚。正中，因受傷而嘶鳴的馬頭張裂著嘴，幾枝箭自上落下，仿佛是命運的終結者。左上方，一個眼睛已經移位的牛頭，面目猙獰，顯然是邪惡的象徵。

　　整個畫面由黑、白、灰三色構成，籠罩著陰鬱的悲劇氣氛。所有的形象都是超越時空的，它預示了現代戰爭的非個人性質，從而蘊蓄著對人類自相殘殺的質疑和對十惡不赦的戰爭販子的鞭笞。

　　《格爾尼卡》公展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奔走相告，人們感到了畫家在嚴酷的政治現實面前所表現出的覺醒。當時正在讀法律專業的小說家洛德·羅伊說：「我被畫中的暴力驚呆了，心中愕然產生從未有過的焦慮。」超現實主義詩人米歇爾·萊裡斯總結了《格爾尼卡》的絕望感：「在一個猶如『潘多拉匣子』的黑白長方形裡，畢加索向我們顯示了深刻的悲哀——我們所愛的一切行將滅亡。」

　　巴黎的《文獻》雜誌專門為此出了一期特刊《向畢加索致敬》，其中有一篇文章竟然是他的情敵喬治·巴泰寫的。詩人艾呂雅情不自禁地寫了一首《格爾尼卡的勝利》，與畢加索的畫相呼應。詩人赫伯特·裡德在《倫敦公報》1938年第六期上撰文《畢加索的格爾尼卡》指出：「他的象徵是平凡的，和荷馬、但丁、塞萬提斯的象徵一樣。因為只有最普通的事物在灌注了最強烈的感情時，一件超越所有流派的偉大藝術作品才會誕生，而且誕生永垂不朽的人物。」

　　畢加索在接受《法蘭西文學報》的採訪時，有一段擲地有聲的發言，他大聲告訴社會，告訴人們，怎樣才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

　　你以為藝術家是什麼，一個這樣的低能兒——如果他是畫家，那就只有一雙眼睛；如果是音樂家，那就只有一對耳朵；如果他是一個詩人，那就只有一具心琴；如果是一個拳擊手，那就只有一身肌肉嗎？恰恰相反，藝術家同時也是一個政治人物，他會經常關心悲歡離合的世情，並從各方面作出反應。他怎麼能不關心別人，怎麼能以一種冷漠的態度逃避現實，而使自己同那麼豐富的社會生活隔離起來呢？不，繪畫並不是為了裝飾住宅而創作的，它是抵抗和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

　　《格爾尼卡》在挪威、英國、美國各地巡迴展出，參觀者都是人山人海，其中也混雜著極少數法西斯分子，他們妄圖尋找機會，毀壞畫面。當然，這都是徒勞的，人民像保護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樣地保護著《格爾尼卡》。一幅畫，雖然不能把和平的鑰匙交給人們，但它能賦予人們追求和平、幸福的力量與信心。去倫敦展覽前，因張伯倫訪問慕尼黑，使政局變得十分險惡。羅蘭特·潘羅斯電報請示畢加索如何處理，畢加索本來對展覽看得很淡，一聽是這個情況，他的回答迅速而肯定：繼續籌備。展覽如期開幕，巡迴各地，受到普遍歡迎。潘羅斯說：「幾乎沒有人不感到它的感情的力量。」在倫敦西區新伯靈吞畫廊展覽時，佛朗哥黨徒搶先一步，訂走了較大的一個展廳，要展出西政牙學院派藝術代表祖洛阿加的一幅大油畫。這幅畫構圖平板，僵化，運用旗幟、槍炮、軍服等無聊的形式鼓吹佛朗哥的軍事行為。另一個與之相通的展廳裡，卻是戰爭悲劇的如實反映，一邊門可羅雀，一邊門庭若市，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

　　接著，《格爾尼卡》去了美國。展覽期間，《紐約時報》刊登了畢加索寫給美國藝術家代表大會的一篇聲明：「我一直相信，現在仍然相信，以高尚的精神從事創作和生活的藝術家，面臨這場人類文明的最高成就遭到危險的鬥爭，不能也不應該無動於衷。」

　　40年代，經畢加索同意，《格爾尼卡》借給了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但他同時向公眾表示，一個重獲民主自由的西班牙，才是這幅畫永遠的故鄉。

　　二戰期間，當德國駐巴黎大使看到《格爾尼卡》的照片對，喝問畢加索：

　　「那麼說，這幅畫是你幹的？」

　　畢加索義正辭嚴地說：

　　「不，是你們！」

　　因為戰爭的緣故，《格爾尼卡》在大洋彼岸他鄉作客近40年。直至1981年初，按照畢加索生前遺願，它終於回到了西班牙馬德裡普拉多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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