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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2

  1932年初春,畢加索聽說馬蒂斯病了,他帶著奧爾佳去看望,見馬蒂斯正在畫畫,精神好得很。畢加索問其原委,馬蒂斯捧腹大笑。他說:

  「輿論真是有意思,我怎麼會生病,我是離婚了!」

  畢加索也覺得傳聞太離譜了,這還在同一個城市呢,真令人啼笑皆非。馬蒂斯便跟他們倆講了最近的故事。

  不久前,有一個叫麗迪婭的姑娘來到了馬蒂斯家,要求留下來當僕人。馬蒂斯對她說:「我們家不需要雇傭全天工作的人。」麗迪婭告訴馬蒂斯:「我對你會非常有用,我最會削鉛筆了。」馬蒂斯一聽,這還差不多,便要她先幹一段時間,看是不是吹的牛皮。

  馬蒂斯夫人見馬蒂斯身邊天天伴著一個年輕姑娘,實在是耐不住。她迫使馬蒂斯做出選擇:「有我沒她,有她沒我,請你選一個吧。」

  馬蒂斯認真想了兩天兩夜,鄭重其事地對夫人說:「本來我想兩個都要。但既然事已至此,我只好選擇她了,她對我償還所得稅將有莫大的幫助。」

  馬蒂斯夫人咬牙切齒地咒駡一場後,收拾行李物品頭也不回地走了。麗迪婭就當上了馬蒂斯的正式秘書。

  聽了馬蒂斯興奮的敘述,畢加索搖搖頭:「你也太講究實際了。」他馬上聯想到自己的婚姻,已薄如一張紙了,就下意識地看了奧爾佳一眼,她也正蹙額凝思,而且著意地回避他的眼光。

  9月,瑞士蘇黎世藝術館舉辦了一次畢加索大型回顧展,3天展期,參觀者達28000人。其中有一個叫卡爾·榮格的人,他把每一幅畫都看得很仔細,手裡還拿著一支筆,不時在本子上作些記錄。

  11月13日,《新蘇黎世報》刊登了卡爾·榮格的署名文章,他說畢加索作品的主題就是「墜入地獄,墜入無意識,與表面的世界永別」,而這正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中常見的主題。榮格於是宣佈,畢加索是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

  這個榮格可不簡單,他是弗洛伊德的衣缽傳人,精神分析學說在他的發展下,體系更加完整。他也是聽說了畢加索超現實主義的名頭,才趕到展覽會的。他正是要在這位風靡全球的著名藝術家的作品裡,找到精神分析學說的依據,這和當初弗洛伊德從俄國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發現了「戀母情結」一樣。榮格的評論顯然有很多牽強附會的成份。

  倒是奧爾佳的情緒越來越不穩定,畢加索只好躲開她。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有上千個理由保持沉默,不去理會跳蚤喝多了咖啡而撒尿。」

  「跳蚤」就是指的奧爾佳,因為她總是一個人神經質地喝咖啡。

  畢加索想到了離婚,但這件事遠沒有馬蒂斯那樣簡單。律師說,離婚將使他失去他的一半作品,這和判處他的死刑差不多。奧爾佳卻沒有耐心了,1935年7月的一天,她猛地把剛從外面進來,立足未穩的畢加索推倒在沙發上,一邊嚎啕大哭,一邊把拳頭雨點般地向畢加索砸去。畢加索回過神來,打了奧爾佳一巴掌。奧爾佳抱起嚇呆了的保羅如一陣颶風席捲了出去。

  他們分居了。

  這時,畢加索的老友沙巴泰已經結束了他的旅行生涯返回西班牙。畢加索在這年夏天給他的一封信中不勝悲涼地說:「我一個人呆在家裡,你可以想像我這裡發生了什麼事而且即將發生什麼事……」

  畢加索毫無顧忌地與泰勒住在一起了,這使他如釋重負。泰勒美麗的頭像不斷以粘土和石膏的形式反映出來,泰勒自己都驚奇不已。她能在一座石雕上同時看到自己的正面和側面,這好像比鏡子還管用。

  畢加索在從事雕塑的同時,對中國的毛筆和墨汁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嘗試著畫中國水粉,反復練習使用毛筆。他特意從畫商那里弄來了中國古畫和近代畫家的作品,他最欣賞的中國畫家是齊白石,經常刻意模仿他的風骨與韻致。他姐姐的兒子哈維爾·比拉托來跟他學畫,他上的第一課就是交給他一支毛筆,要他從粗線條練起,「功夫不扎實,畫出來的線條把握不定,就像一架正要離地起飛而又超載的飛機,搖搖晃晃,會出事的。」

  比拉托有這樣的導師和環境,他的進步非常快,後來成為西班牙傑出的版畫家。

  3

  泰勒和她的母親一起住在郊外的阿爾福特旅館。她懷孕6個月了,但她卻沒有沉浸在即將為人母的幸福之中,而是急切地等待畢加索帶來他們離婚的消息。她向比她更急的母親保證,至少在孩子出世前,她會成為名正言順的女主人。

  經驗豐富的母親無奈地歎氣,她知道這太難了。

  9月5日,泰勒生下了一個女孩。畢加索見是個女孩,喜出望外。他抱著孩子不停地親吻,嘴裡一邊念叨著:「我的小天使,我的小天使。」孩子起了父親死去的小妹妹的名字——瑪麗亞·德拉·孔瑟達。

  不知道是由於泰勒沒到年齡,而免得引起法律上的麻煩,還是泰勒對畢加索在離婚問題上的態度曖昧不滿,在瑪麗亞的出生登記證上,「父親」一欄裡填著「不詳」。

  看樣子女兒出生,並沒有彌補畢加索和泰勒間的裂痕。泰勒和奧爾佳的爭鬥以及兩個女人對畢加索的夾擊,使得他就像被炮火圍困在山嶺上的孤軍。他只有突圍了。還是去波伊斯蓋魯普,那裡有繪畫和雕塑。在此之前,他親自到車站接來了沙巴泰。這位好朋友答應用真誠的友情和後半輩子的精力來輔佐畢加索達到他事業的頂峰。

  11月,畢加索收到了她母親的一封來信,信中說:「有人告訴我,你在寫詩,我雖然感到奇怪,但我還是相信了。你的一切我都相信。假如有一天,有人說你在做彌撒,我也將同樣相信。你總有做一件事情的道理。」

  的確,在波伊斯蓋魯普,畢加索與畫打交道的時間很少,他著迷於另一種藝術形式,天天在一個特製的本子上寫呀寫呀。他不讓任何人看這些東西,並把小本子藏在誰也找不到的一個角落裡。

  有一天早晨,沙巴泰正在安排中午的伙食。畢加索從房裡走出來,有點害羞地遞給沙巴泰一張紙:「瞧一瞧,這是給你畫的像。」沙巴泰疑惑地接過來一看,原來是一首贈他的詩。

  曾經也是詩人的沙巴泰當即朗誦了一遍,高興地說:「真棒,我要像保存那些肖像畫一樣將它珍藏起來。」

  從此,畢加索沒有那麼矜持了,他從沙巴泰的讚賞中獲得了信心。一有新作,他就用帶著濃厚西班牙口音的法語讀給朋友,或者工人們聽,徵求他們的意見,再進行修改。沙巴泰每次把這些詩歌用打字機很清楚地打印出來,但畢加索馬上又在上面畫滿了符號。在詩歌面前,他誠懇得像個小學生。許多工人休息時都吵著要聽畢加索的新作,還非要他朗誦不行。

  這樣的新鮮事自然驚動了勃拉克。他專門來問畢加索做詩人的感受,畢加索答非所問:

  「阿波利奈爾說,標點符號是一塊遮羞布,它隱蔽了文學的私處。

  我開始不理解。近來我寫了一些詩,發覺沒有標點的詩歌,極像一幅畫;而一旦打上了標點,就好像一幅完美的畫面上釘了一線釘子,太煞風景了。所以,我不是什麼詩人,我仍然是畫家,我不是在寫詩,我是在畫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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