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傳略(48)

四八

　　人頭稅本應取代所有舊時的捐稅。沙皇答應過，不論是現金稅、糧食稅，還是大車稅都不得超過七十四戈比。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稅制改革大大提高了農民向國家納稅的數額，但由於缺乏可以對比的資料，無法確定人頭稅比農戶稅究竟加重了多少。1724年國家預算的收入部分，比1680年增加了兩倍。但決不應由此得出結論，認為1724年農民的人頭稅負擔比1680年重兩倍。

　　國家收入增加，一部分來自人口的自然增長。此外，在四十年的時間裡，勞動生產率也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提高。手工業，特別是工廠工業的這種增長更為顯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由於耕作技術的改進和在生產中使用鐵制工具也提高了。最後一點就是，國家收入增加，還由於在此以前並不納稅的人口（地主家的僕役和流浪漢等）也開始納稅的結果。

　　這次人口普查，不僅使國庫收入有所增加，而且還具有社會意義。這就是：它把從前不受封建剝削的大量農村人口也列入這種剝削的範圍。他們是俄國北方耕種國家土地的農民、西伯利亞的種田人，伏爾加河中游繳納皮毛實物稅的牧民（楚瓦什人，摩爾多瓦人、車累米西人等）。過去只向他們徵收國稅。稅制改革把所有這類人口都納入了國家農民這一類，向他們也和向地主和修道院所屬的農民一樣，開始徵收封建貢賦。

　　向城市人口徵收的人頭稅，每個男人是一盧布二十戈比。

　　稅制改革將彼得的社會政策的內容和傾向性暴露得一清二楚。此外，稅制改革也說明了革新賴以進行的物質資源的來源，因為無論是供養日趨龐大的正規陸、海軍和行政機構、修建宮殿和宏偉的政府大廈，建立文化教育和科學機構以及建立官辦工業，無不需要資金。農民和城市居民從財政上為這些改革的實施提供了保障。

　　另一個負責財政事務的院是財政支付院，它掌管國家支出，審批國家機關、陸海軍、外交、教育等方面的開支數額。領導這個院的是彼得的親信穆辛一普希金伯爵。

　　以多爾戈魯基公爵為首的財政監督院負責監督資金支出。

　　輕工業由工廠管理院領導，採礦事務由礦務院領導，對外貿易由商務院領導。負責管理工商業的這三個院，在過去的衙門體制中實際上缺如。彼得任命托爾斯泰為商務院院長；諾沃西爾采夫為工廠管理院院長；歸化俄國的蘇格蘭人布留斯為礦務院院長。一個院不是由俄國官吏，而是由一位外國人領導，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在其他情況下，外國專家要麼是當副院長，要麼是任各院顧問。雅科夫·瓦西裡莫維奇·布留斯是一個有經驗的炮兵專家、採礦內行，因而受到彼得的特別器重。

　　同這些院並列的還有其他許多中央機構。其中佔有特殊地位的是宗教事務管理局。這是教會的最高機關。

　　據說，沙皇有一次出席主教會議，發現他們想立一位大主教。於是彼得從口袋裡掏出一份《宗教事務管理條例》，不由分說他說道：「你們想立一名大主教，這就是。」他用另一隻手拔出一柄短劍，往桌子上一插，對那些心懷不滿的人補充說，「這把上等寶劍送給異想天開者的大主教！」

　　彼得把宗教事務管理局局長的位置，留給年邁的總主教斯特凡·雅沃爾斯基，他已不大管事。再說上任一年以後他就去世了。這個局事實上的領導人是沙皇宗教改革的左右手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普羅科波維奇制訂了宗教事務管理局的規程——《宗教事務管理條例》，他還參加起草了一些有關改革宗教和寺院事務的最重要的詔令。

　　《宗教事務管理條例》把宗教事務管理局的成員與其他世俗機構的官吏同等看待。他們和所有官吏一樣，宣誓效忠皇帝，無條件地執行皇帝的全部聖諭。主教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預世俗事務和儀式。因此，教會就完全從屬世俗的政權了，為了「國家的利益」，向神甫懺悔的內容保密的一貫作法已形同虛設。1722年，這個局根據彼得的口頭指示，發佈了一道指令，責成所有神甫，在弄清懺悔人想要「背叛或造反」的意圖之後，立即向當局報告。

　　起初，各院院長同時兼任樞密官。這就出現這樣一種情況：樞密院是由應受其指導和監督的各院院長組成。另一方面，院長得完成樞密院的職務，這就使他們不能直接關心院的工作。1722年，彼得承認，「此事開始時考慮不周」，於是改進了這個錯誤，只把三個「首要」院的院長留作樞密官。但沙皇的這一親筆詔令未能施行。原來，樞密院空出的缺沒有人補。過了幾個月，彼得只得又恢復老樣子，命令：「現因樞密院中缺人」，為領導各院而被解除樞密院職務之各院長應到職視事，每週不超過兩天。」在這方面，彼得遇到了在北方大戰初期同樣的困難：當時他缺少軍事專家，而現在他感到政務方面的助手不足。

　　彼得早就注意到應如何對國家機關工作進行監督的問題。一開始彼得用督察官。但督察官頂多只能起到一個登記違旨者名單的作用。他們的活動在機關之外，所以對各機關工作施加不了影響，彼得只得考慮另一種作法：用官廳性質的公開監督來補充秘密監督之不足。1715年，樞密院收到一份詔令：「茲任命瓦西裡·佐托夫為總監察長，或稱指令執行情況監察官。」他主要的任務就是監督樞密院的各項指令是否及時得到執行。後來，這項任務改由樞密院的首席秘書和按沙皇旨意行事的近衛軍軍官執行。

　　外國觀察家一致指出，這些軍官魚肉鄉里，炙手可熱，不僅省級行政當局見了退避三舍，就是樞密官們也要讓他們幾分。為了要地方行政長官好好當官，軍官們竟給他們戴了好長時間的鐐銬。據某位法國公使說，「沙皇曾多次向近衛軍軍官表示信得過他們，把最重要的政務交由他們組成的各種委員會處理。更大的怪事是，樞密官竟然要在一位中尉軍官面前點頭哈腰、起立致敬。」這位公使句句說的是實話。彼得在給樞密院當值的近衛軍軍官下達的詔令這麼寫道：「如此事彼等拒不照辦，可予提醒三次。三次以後若仍不聽從，可立即向朕面奏或來函稟告各節。」詔令接著寫道：「如遇有口出不遜或行為不恭等節，著立予逮捕監禁，事後再奏可也。」

　　這種監督形式不全面，實行起來有困難，因為首席秘書要聽樞密院的，而近衛軍軍官，儘管有職有權，但當值期畢竟只有一個月，所以還不能作到今行禁止。通過實踐以及對外國經驗的研究表明，監督任務除了有職有權之外，必須不依附於任何被監督機關的負責官員才行。於是，在1722年就設立了以樞密院總監察官為首的監察署，各中央機關的監察官均受總監察官約制。彼得任命帕維爾·伊萬諾維奇·亞古任斯基為樞密院的第一任總監察官。

　　1701年，彼得接見了亞古任斯基，他當時十八歲，是一位遷居到莫斯科的立陶宛風琴家的兒子。聖上慧眼獨具，一下子就發現亞古任斯基的思路敏捷，說話十分有條理。亞古任斯基被編人近衛軍，後來又成了沙皇的侍從，從那時起，他一直跟隨沙皇南征北戰，周遊各地，在完成皇上交付下來的各種外交任務時不辱使命。在到樞密院履新之前，亞古任斯基已經位居將軍，做行政工作可說是遊刃有餘了。

　　彼得給總監察官的指示的六份修改稿已被保存至今，其中四份有沙皇親自修改和補充的手跡。總監察官和以下各院的監察官有權干預各院對各種問題的討論，甚至有權使樞密院通過的決議暫停執行。可見，總監察官在官位等級中佔有最高的位置。由於他大權在握，沙皇自然言聽計從。亞古任斯基正是這樣一位總監察官，他精力充沛，一呼百諾，很是威風。彼得對亞古任斯基的才能稱讚不已，對他直率、機智和樂觀的性格也很欣賞。據說一次沙皇命令亞古任斯基起草一道詔令，大意是誰偷的錢夠買一條繩子的，就把誰絞死。這位總監察官反駁說：「其實我們誰都是小偷，只不過有人偷得更多、辦法更巧妙罷了。」沙皇聽後哈哈大笑，詔令遂被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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