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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1946年5月,愛因斯坦同愛倫堡談過原子彈悲劇。

  愛倫堡記載下了愛因斯坦的某些看法,其中包括對原子彈的看法。愛因斯坦認為特別可怕的是,美國有許多人並沒有把廣島和長崎的毀滅,同對地球上千萬年中積累起來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珍品的擔憂聯繫起來。愛因斯坦認為,忘記此事是對文明的最大威脅。

  愛因斯坦談到拋棄邏輯、理性、唯理論,就註定有危險。

  這裡涉及的不是邏輯的必然進化,不是它的反常化,不是理性本身的「自我深化」,不是唯理論的進化。這裡說的是整個邏輯,不合邏輯的預言威脅著邏輯。

  愛因斯坦的悲劇和非古典科學的悲劇就在於,科學的唯理論精神和科學應用的非理性性質的脫節。科學的哲學結論、它那激情的伴奏曲、它那道德的等價物,說明理性對主權要求的理由,非古典科學反對非理性主義,並且從宇宙和諧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轉向道德和社會的和諧。但是,科學結論的利用,特別是當這些結論固定在確定的處方中,並仿佛脫離了斯賓諾莎式的理智之愛的理性時,就可能用來為把歷史向後拽的非理性主義謀利。因此,對愛因斯坦來說,反對原子威脅的鬥爭是反對社會不義的廣泛鬥爭的一部分。

  他比同輩人中任何一位自然科學家都更深切地經受過科學被用於軍事侵略的悲劇。直接參與研製原子彈的人也許更尖銳更痛苦地經受了廣島的慘禍。對愛因斯坦來說,問題不僅在於一系列的核研究,其實他本人並未參加這些研究,而在於整個科學。從另一方面說,美國原子機構的活動最突出地表現了科學對非理性勢力的依賴性。從軍事部門、工業康采恩以及依賴于它們的大學和研究所的各種會議記錄中,可以隱約覺察同一個非理性的惡魔。這個惡魔現在不詛咒科學,但是它迫使科學為它效勞。

  愛因斯坦從抽象思維的頂峰看到,整個科學陷入了對敵對的階層的嚴重依賴中。對愛因斯坦來說,科學是為某種超個人和理性的東西服務的自由思想的同義語。科學為實際利益服務,不僅不違背自己的理性內容,並且以最充分的方式表現這個內容,如果實際利益是根據理性和科學,因而是根據正義合理地改造社會和自然的話。合理的、和諧的社會實踐乃是自由的與和諧的發展的基礎,是合理的思維的基礎。對抗性制度的利益同真理是敵對的,而且對科學來說是外在於它的強制性條件。

  科學的軍國主義和對外政策的侵略性方針,迫使愛因斯坦於1950年2月在電視上對美國戰後局勢發表了如下評論:

  「我們在地球上一切可能具有戰略意義的地點建立了軍事基地。武裝和加強了潛在的盟國。在國內,難以置信的財政力量集中於軍人手裡;青年正受著軍事訓練,公民的忠誠,尤其是文職公務人員的忠誠,受著權力日益擴大的警察機構的嚴密監視。有獨立政治思想的人備受折磨。廣播、報紙和學校支配著公眾的意見。」

  愛因斯坦的特點是統一了斯賓諾莎式的用」望遠鏡」看世界和萊布尼茨式的用「顯微鏡」看世界的方法。在古典科學中,在孤寂的思考中理解存在的普遍規律性,同與干預世界事務不可分割的研究世界細節,是一起進行、相得益彰的。它們同兩個標準——理論的內在的完備與外部的證實聯繫著,並且能在某種程度上獨立地實現。在非古典科學中,它們的聯繫要緊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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