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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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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任何人不能認為,後來的種種事件取決於愛因斯坦的活動。愛因斯坦在呈交給羅斯福的信件上簽字並不是打開潘多拉盒子的鑰匙。 在愛因斯坦面前,有一個用原子彈武裝起來的希特勒幽靈。另一方面,他對美國統治集團也不信任。 這種不信任如此強烈,因而早在1940年9月愛因斯坦就說過,自己給羅斯福的信是「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回憶」,儘管擔心德國研製原子彈證明這封信是正當的。 愛因斯坦的信經薩克斯之後呈交羅斯福,10月11日才呈上,因而不太及時,並且對他沒留下什麼印象。說來也怪,對羅斯福發生作用的是薩克斯在翌日早餐時講的一個故事:拿破崙趕走了帶著自己的輪船設計圖的富爾頓,因此未能利用新的動力機裝配的船隻入侵英國。薩克斯補充了一句:「如果當時拿破崙表現出更多的想像力和耐心,19世紀歷史發展可能會完全改觀。」 羅斯福聽完這句話,寫了一張便條交給白宮擺早餐的侍從,他很快就拿來了一瓶拿破崙時代的法國白蘭地酒,並斟滿了酒杯。羅斯福召見了自己的軍事助手華特森將軍,籌備製造原子彈的機器就轉動起來了。 它轉動得不太快,於是第二年即1940年3月,愛因斯坦給總統寄去了第二封信,其中再次談到納粹德國對鈾的興趣提高了。儘管有羅斯福的支持,但政界和工商界阻礙了工作的開展。根據西拉德和其他第一批參加這些工作的人員回憶判斷,在上述圈子裡理論思想得到的信任是極小的。招來完成計劃的物理學家和工程師們的熱情有助於此事。他們與事情的倡議者既分享對計算的信心,也分擔了對納粹炸彈的恐懼。 納粹德國的崩潰消除了這一恐懼。但出現了新的危險。 西拉德後來寫道:「到了1945年,我們就不再擔心德國人會用原子彈轟炸我們了,而我們擔心的卻是美國政府可能用原子彈轟炸別的國家。」 於是,他又去找愛因斯坦,以便借助他向羅斯福呈遞自己的備忘錄——竭力預防對日本城市實行原子彈轟炸。愛因斯坦的信是發出了,可是並沒有到達收信人之手。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突然逝世,在他的辦公桌上還放著這封尚未披閱的信。 廣島和長崎的悲劇使愛因斯坦深感痛心。安東尼娜·瓦朗坦敘述了她同愛因斯坦的一次談話,其中就涉及這個話題。 「愛因斯坦說:『實際上,我起了一個郵箱的作用。他們交給我一封寫好的信,而我必須在這封信上簽名』。我們是在普林斯頓愛因斯坦的辦公室裡談起這一點的。灰暗的光線透過大窗戶的玻璃照在愛因斯坦佈滿皺紋的臉上和似乎被他視線之火燒紅了的眼睛上,他開始沉默不語,這是因內心隱忍的問題引起的緘默。他那同平時一樣炯炯發光的目光轉向我。我說:『然而是您撳了按紐』。他迅速轉過臉去,從窗戶眺望荒涼的山谷和一片被古老樹叢遮住地平線的綠色草地。然後,愛因斯坦似乎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他所注視的樹梢,低聲地若有所思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是的,我撳了按紐』」 「是的,我撳了按紐」這句話,可以這樣理解:似乎愛因斯坦認為自己致羅斯福的信,是1945年襲擊廣島和長崎並威脅整個地球的原因。看來,瓦朗坦造成了這樣的印象並在上面引的那段話裡說出了這種印象。艾倫·杜卡斯有一次說過,「是的,我撳了按鈕」這句話,和愛因斯坦特有的關於他個人對人類命運作用的觀念是不相符的。關於歷史大事件依賴於傑出人物——「歷史的創造者」的意志的觀念,對愛因斯坦來說本質上是格格不入的。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認為自己是這樣的創造者。類似的想法,如像關於自己和自己在科學上以及歷史上的作用的一般想法,在愛因斯坦的頭腦中從未產生過,也不會產生。他通曉托爾斯泰式的「綠色魔棍」的技巧;更確切些說,擺脫關於自己的種種想法對他來說並不是一種技巧,而是世界的有機本質。 對此還應當補充一點,以所有熟悉核能方面工作史的人來說,致羅斯福的信是不能同「我撳了按紐」的說法相提並論的。這件事並不是愛因斯坦在1945年及後來的年代裡所感到的沉痛悲劇的原因。 原子彈悲劇只是最痛苦地反映了愛因斯坦很久以來就為之苦惱的事。他對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惡都具有一種個人的責任感,因而特別深刻地體驗到非理性地和破壞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許多大悲劇。人類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尋找和諧,並按其內在傾向把社會引向和諧,引向社會生活的合理組織。但在對抗性社會裡,理性的果實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種科學思想、世界內在理性的每一種發現都可能成為非理性勢力的武器。愛因斯坦在許多年中不止一次地講過這類想法。現在說的是對相對論基本結論之一的運用問題。 但是,愛因斯坦感覺到自己對上述運用的性質所負的責任,並不是由於他是相對論的創立者。一般地說,他的思想體系是排斥這種自我鑒定的。同人類集體智慧的融合、對整個科學所負的責任,使科學創作的悲劇變得對愛因斯坦來說是如此的沉痛。然而,這一沉重感並沒有動搖愛因斯坦消除原子戰爭的危險並把科學成果用於創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並不威脅人類,新的自然力的濫用才威脅人類。愛因斯坦寫道:「原子核鏈式反應的發現,正象火柴的發明一樣,不一定會導致人類的毀滅。但是我們必須竭盡全力來防範它的濫用。」 愛因斯坦說過,原子能使一個老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在量上增長了。他在1945年11月寫道:「原子能的釋放並沒有產生新的問題。它只不過使得一個現存的問題更加迫切地需要解決。」問題在於存在一種把科學發現用於侵略和破壞的可能性。愛因斯坦相信,終將有一天會徹底解決這個老問題,社會會在理性原則基礎上被改造,並會為人們的利益而充分利用科學上的發現。 可是,這種信心照例沒有消除悲劇,也不允許愛因斯坦忘記,昨天在廣島發生過的事,明天還可能在其他城市發生。這種信心也沒有使愛因斯坦卸脫對科學利用所負的道德責任感。愛因斯坦一輩子都不能容忍社會的矛盾,甚至一分鐘也不會忘記這些矛盾,不會走向對社會和道德冷淡、妥協的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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