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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但是,對價值的重新評價並不意味著拋棄價值,相對性不是絕對的相對主義,它本身也是相對的,批判的頭腦、謙虛、幽默不會導致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似的否定。真正反教條主義的思想不會使否定本身教條化,它創造著永恆的價值,不是靜止不動意義上的永恆,而是在變化著的形式中守恆意義上的永恆。

  愛因斯坦的這個總的立場是樂觀主義的,但站在這立場上不可避免地產生動搖、懷疑,把活生生的、探索的思想與刻板公式區別開來。愛因斯坦欣賞的是單一、清晰地反映世界。他理解世界圖像中的中間色和半陰影,但不是它們,而是精確的畫圖給他以最大限度的滿足。當半陰影闖入畫面的時候,畫圖就不再是可信的、單一的和精確的了,這就使他不滿。相對論的精確畫圖和量子力學的半陰影之間的衝突心理就產生於此。

  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於一再失去親人,心理上的張力鬆弛下來。他們使他回憶起早在30年代去世的朋友們和戰友們。愛因斯坦這時常常追憶起1933年自殺而死的埃倫費斯特。愛因斯坦認為,埃倫費斯特的自殺在某種程度上是兩代人的科學興趣衝突的結果,在更大程度上乃是科學向科學家提出的問題和科學家能夠找到答案之間的衝突的結果。埃倫費斯特自殺的直接原因純系私人性質,但更深刻的原因卻在於科學家的悲劇性的滿足。

  1934年,愛因斯坦在埃倫費斯特去世後不久為紀念朋友和評述這位學者而寫的文章中曾說過,傑出的人們由於無法抵抗生活的打擊和外部的衝突,比較起來常常是自願地離開人世。

  這種衝突在於,科學家對解決科學在他面前提出的任務感到力不從心。埃倫費斯特對這些任務有異常清晰的理解,但他認為,自己的構造能力與批判能力相比是很小的。

  愛因斯坦說:「最近幾年中,由於理論物理學經歷了奇特的飛躍式的發展,這種狀況更尖銳了。一個人要學習並且講授那些他並不衷心贊同的東西,總是一件困難的事,這對於一個耿直成性的人,一個認為明確就意味著一切的人更是一種雙重的困難。況且,加上年過半百的人知道新思想總會碰到愈來愈多的困難。我不知道有多少讀者在讀了這幾行之後能否充分理解這種悲劇。然而主要地正是這種悲劇使他厭世而自殺。」

  在愛因斯坦,建立統一場論和單值的、清晰的答案的可能性之間的脫節,並沒造成像任務和解決之間的脫節在洛侖茲、埃倫費斯特身上那樣的悲劇。愛因斯坦的樂觀主義是深刻有機的,它是同堅信世界的和諧與可知性相聯繫的。在1916年建立相對論所克服的困難,和建立統一場論中沒有克服的困難,給愛因斯坦帶來了不少痛苦的感受,但是他有不可動搖的信念,科學的道路無論多麼複雜、紊亂,它們終將達到與實際相符的認識。愛因斯坦的精神世界不像一個平靜的湖面,它更像海面,在它上面翻動的不只是漣漪似的鱗波,而且還有洶湧的駭浪。愛因斯坦也不是安詳的天仙,就像人們有時把歌德看作是天仙那樣。

  當愛因斯坦寫下建立統一場論中的「數學煩惱」和不可能使統一場論達到可以同觀察進行比較時,這些就成了意識中的問題,成了找到答案的真正思想的煩惱。

  在普林斯頓時期,愛因斯坦常常回憶埃倫費斯特的悲劇。他對來到普林斯頓的安東尼娜·瓦朗坦談起過這一悲劇,並且再次談起埃倫費斯特所特有的跟新一代人的衝突感。

  1951年夏,愛因斯坦的妹妹去世。現在,愛因斯坦最親近的人只剩下瑪爾戈和杜卡斯了。

  他們住在離高等研究院不遠的一幢二層樓裡。早晨,愛因斯坦沿著這條街去研究院,再拐進一條枝葉更加茂密的林蔭小道,穿過小樹林和草地直達研究院的大樓。普林斯頓研究院被一個大公園環繞。草坪間雜著榛樹叢和長滿梧桐樹、槭樹、椴樹的小樹林。這裡還有許多果樹,特別是蘋果樹。秋天,林蔭小道上滿是樹上掉下來的果子。小道漸漸變成街道,兩旁是普林斯頓教授們居住的住宅,要不是照片使梅塞街上第112號住宅為全世界許多人所熟悉的話,它在這種住宅中並不顯眼。

  甬道的兩邊是修剪整齊的灌木綠籬,它直接通向住宅的大門。進門朝左,靠近用玉米杆裝的牆壁是上二樓的木梯。

  在愛因斯坦的工作室,四面牆壁幾乎全被書架占滿了。同房門對著有一個臨花園的大窗戶,窗戶左面的牆上掛著甘地的肖像,右面有一扇通向陽臺的門和一扇通向愛因斯坦臥室的門。在這面牆上掛著約瑟夫·沙爾的美麗油畫、法拉第和麥克斯韋的肖像。

  窗前是一張長方形的大桌子,旁邊是放煙斗的小茶几。靠近門口放著圓桌和沙發。

  愛因斯坦坐在沙發上,把紙放在膝蓋上寫東西,並把寫完的紙張扔得滿地都是。

  在戰時和以後的年代裡,愛因斯坦關於社會政治內容的講話是非常獨特的:其中表達了並非某種明確的綱領,卻是一種為人們、為使人們免遭苦難的要求。

  羅素於1943年遷居普林斯頓,關於愛因斯坦他寫道:

  「我認為,愛因斯坦的學問和提琴給他帶來了很大的幸福,而他對人們的深切同情和對他們命運的關懷使他預先避免了不應有的失望。」

  羅素注意到了愛因斯坦的一個特點:他的社會思想具有他心理上和道德上的特徵;就其實質,它們就是對所有人的幸福和自由的不斷追求,對人的個性價值的承認。因此,它們最鮮明地表現在直接的交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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