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15)_學達書庫

一五

　　起初，愛因斯坦在柏林的生活是比較平靜的。他得到的全是新朋友，暫時還未發現敵人。他的意識被加速運動的相對性問題、引力問題、空間幾何屬性對空間中發生的事件的依賴性問題吸引住了。他無時無刻不在思考這些問題。弗朗克回憶起，他來到柏林之後，有一回約愛因斯坦一起去參觀波茨坦天文臺，他們說好在一座橋上會面。弗朗克有許多事情纏身，擔心不能準時到，愛因斯坦說：「沒關係，我在橋上等一會好了。」「不過這要耽誤您的時間了。」「一點也不！我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做我的事。難道我在考慮自己的問題會比家裡少嗎？」弗朗克接著說，他的思想就象江河，任何岔開的談話就象一條浩蕩的大河中的一塊小石頭，是不會妨礙其暢流的。因此，不斷地和有非常堅定目標的思維活動並不影響愛因斯坦表現出純樸的平易近人。

　　有時，這種平易近人卻使他碰到預料不到的釘子。

　　有一次，愛因斯坦得悉他在柏林的同事、心理學專家施圖姆普夫教授對與空間有關的感覺和表像感興趣，履行禮儀在這裡可以同有趣的談話結合起來，於是愛因斯坦在一天早晨前往拜訪，接待他的女僕說，樞密顧問先生出門了，又問有什麼事需要轉告的。「沒關係，我上午再來，現在我到公園溜達一會兒」。兩小時後他又來了，面帶窘色的女僕傳話說，樞密顧問早飯後躺下休息了，因為愛因斯坦沒預先通知他要來拜訪。「那麼，好吧，我呆會兒來。」第二次散步後，愛因斯坦在四點鐘前返回來了。這次樞密顧問在家，愛因斯坦對女僕說：「您瞧，耐心和堅定最後總會得到補償。」愛因斯坦的拜訪使施圖姆普夫夫婦感到非常榮幸，他們準備進行一次體面的談話。但愛因斯坦卻馬上談論空間概念。可憐施圖姆普夫缺乏物理學和數學修養，等於一無所知，在談話中一句也插不上嘴。

　　過了40分鐘，愛因斯坦才發現，他在同自己本人交談，而且訪問已超過原定的時間，他趕緊就告退了。

　　當然，這類事情擾亂不了他的內心世界。就是在專業上相近的人們中，他也碰到過掃興和不被理解的情況。使他不安的是那些好象為完成侵略使命而被創造出來的人們，愛因斯坦記得慕尼黑的那些帝國忠臣們。現在，按照他自己的話說，他害怕那些」既不可理喻又不容懷疑的冷漠無情的短髮漢」，驅使「冷漠無情的短髮漢」走上前線的事件臨近了。愛因斯坦赴柏林半年後，戰爭爆發了。

　　愛因斯坦在《Mein Weltbild》（我的世界觀）中寫下了自己對戰爭和軍國主義的態度。

　　「一個人能夠洋洋得意地伴隨著音樂在隊列中操練步伐，這已使我對他鄙視了；他長了一個大腦，只是出於誤會，對他來說單單一根脊椎就完全足夠了。

　　文明的這種恥辱，應當儘快加以消滅。由命令而產生的勇敢行為，毫無意義的暴行和討厭的愛國主義，多麼使我深惡痛絕呵！在我看來，戰爭是多麼卑鄙和醜惡；我寧願被千刀萬剮，也不願參加這種可恥的勾當！

　　儘管如此，我還是把人類想得這樣好，我深信：要是人民的感情，沒有被那些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敗壞，那末戰爭這個妖魔就該絕跡了。」

　　1914年7月，柏林的街道被操練步伐的隊列所充塞，而人行道上擠滿了皇帝和軍隊的狂熱崇拜者。

　　愛因斯坦不久得悉，沙文主義在其他國家也氾濫起來了。8月，他給埃侖費斯特寫信說：「在驚慌失措的歐洲正發生某種難以置信的事情。這樣的時刻表明，我們是屬多麼卑劣的生物品種呵！我沉默地繼續進行和平的研究與思考，但卻被憐憫與厭惡所籠罩。」

　　9月初，他給埃侖費斯特又寄去一封充滿了對戰爭的憤怒和日益增長的厭惡的信：「國際的災難沉重地壓在我這個國際主義者身上。一個生活在『偉大時代』的人很難理解，自己是屬發狂的、墮落的並以自由意志而自豪的生物品種。」

　　同時，他寫給洛侖茲一封信，支持交戰國學者們之間的接觸，信的最後幾行是：「要是接觸被阻撓，這將意味著：驅使人們互相仇恨的愚蠢的偽善對人們來說是必要的；從前是宗教，現在是國家。」

　　從戰爭一開始，革命的國際主義者們被迫轉入了地下。愛因斯坦感覺做了一場使人痛心的惡夢。在他周圍的學院圈子中，突然暴露出野蠻的沙文主義特點。

　　不久前他覺得似乎是酷愛和平和真誠景仰世界文化的庸人們，現在竟陶醉於軍樂聲和消滅俄國、法國、英國的叫喊聲中，興致盎然地彼此傳播成千上萬人死亡的新聞。在他們的書桌上，有關日耳曼歷史使命拙劣、兇狠的論文和小冊子排擠和替代了萊辛和席勒。奧斯特瓦爾德說，使歐洲從屬霍亨索倫帝國是世界歷史最偉大的任務，並在德國學者們炮製的浸透了醜惡的泛日耳曼主義的宣言書上簽了名。其他的學者們驚慌失措，隨聲附和關於德國「合理要求」的議論。愛因斯坦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自由親切地和同事們交往了。

　　在他周圍，除幾個最親近的朋友外，沒有一個對自由對國際團結忠實的志同道合者。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革命團體和活動還沒有直接地被愛因斯坦瞭解，但他很快找到了以羅曼·羅蘭為代表的志同道合者，以及聚集在羅蘭周圍的學者和作家。

　　1915年3月，愛因斯坦給羅蘭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要聽從羅蘭建立的反戰組織「『新祖國』同盟」的指揮。他寫道，在歐洲，三個世紀緊張的文化工作之後，宗教的瘋狂變成了民族主義的瘋狂。愛因斯坦說，許多學者所持的態度就像他們的大腦已被切除，學者們的理性被野獸的本能代替，這對唯理論的信徒來說，真是歐洲知識界的一場悲慘的災難。

　　1915年秋，愛因斯坦想看望米列娃和孩子們，便脫身到了瑞士。他在蘇黎世的朋友贊格爾陪同下拜訪了那時住在瑞士斐維的羅曼·羅蘭。這次會晤使愛因斯坦瞭解到，在所有的交戰國中都有反戰團體。同羅蘭的談話在他身上產生了強烈的印象。愛因斯坦覺得自己是抵抗沙文主義暴行的國際友好團體的一名戰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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