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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羅曼·羅蘭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午飯後我們總是坐在旅館的涼臺上。前面是花園,成群的蜜蜂在含蜜的鮮花盛開的常青藤上來回飛舞。愛因斯坦還年輕,身材不高,臉盤大而長,頭髮濃密,略微有點捲曲,乾燥、黝黑,夾雜著少許銀絲,高高的前額,嘴很小,鼻子略肥大,雙唇豐滿,小鬍子剪得短短的,雙頰圓潤。他說法語有困難時,常常夾著一些德國話。愛因斯坦活潑,愛笑。他偶爾用幽默的方式來講述最深刻的思想。愛因斯坦自由地發表對德國——自己第二或甚至第一祖國的看法,任何別的德國人決不會這樣自由地講話。在這可怕的一年裡,每一個處在他這樣地位的人都會這樣自由地講話。在這可怕的一年裡,每一個處在他這樣地位的人都會由於精神上的孤立感到痛苦,然而愛因斯坦卻不,他經常笑。他找到了繼續進行科學活動的辦法,這裡說的是他那著名的相對論;我對這個理論沒有什麼概念,而愛因斯坦卻提都沒提到它。不過,贊格爾湊到我的耳邊說:『這是牛頓時代以來科學中最偉大的精神上的革命』。我問愛因斯坦,他是否把自己的見解告訴德國朋友們。他回答說,他避免此事;他願意採用蘇格拉底式的方法,提出一連串有邏輯聯繫的問題使交談有思想上的震動。『不過人們並不怎麼喜歡這個。』——愛因斯坦補充說。」

  後來在1926年,當羅曼·羅蘭60壽辰時,愛因斯坦就1915年的會晤寫道:「我只親眼見過您一面:那時歐洲危機的最初衝擊還使您心神不安,在那些備受折磨的群眾中間,您像一個孤獨的幻想家,他們由於您不能給他們帶來光明和解放而感到失望。

  您從來不滿足於把您那罕見的創造才能只用于同高雅的人物交往;您熱望幫助一切蒙受自己造成的苦難的人。」粗魯的群眾被邪惡的激情驅使著,這種激情支配了他們,也支配了他們的政府。他們狂言亂語,但結果只是彼此弄得更加悲慘。總而言之,他們似乎沒有經過內心的衝突就造成了全部的苦難。至於那些不帶群眾淺薄粗魯情緒和不受這種情緒影響而信守兄弟友愛的少數人,他們所面臨的情況就更加困難。他們會被自己的同胞所摒棄,並且會受到像麻瘋病那樣的迫害。除非他們以一種違心的方式行事,或者膽怯地把自己的真實思想感情隱蔽起來。您,可敬的大師,卻沒有保持沉默。您起來戰鬥,忍受著痛苦,並且支持那些在苦難中的人們,您是偉大的精神的鼓舞者。

  「在這個使我們歐洲人深深感到羞恥的年代,甚至連有高尚思想的人也會被野蠻情緒俘虜,這已經是一清二楚了。我不相信,高尚的為人態度,在大學和科學院裡,要比默默無聞的普通人在店鋪裡發揚得更好。」可是有一個集體,您是其中最有聲望的傑出人物之一。這是這樣一些人的集體:他們對於仇恨這種疫病都具有免疫力,他們企圖消除戰爭,並以此作為走向人類道德革新的第一步;比起他們自己國家或民族的特殊利益來,他們認為這個任務重要得無可比擬。

  「這封信表明,愛因斯坦在1915年觀察和體驗到的情況深深銘刻在他的心靈裡,這些情況是:有教養者的道德上的殘暴,對「默默無聞的、沉寂的普通的人」的希望,科學家的立場、理智不能阻止怯懦、種族偏見和沙文主義的狂熱等。

  在愛因斯坦周圍的科學家中,狂熱的沙文主義腐朽的影響愈來愈暴露。愛因斯坦讀到過一批德國物理學家寫的一封信,信中規勸人們不要引用英國學者的著述,並以德國科學遠比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膚淺理論深奧而自詡。泛日耳曼主義氾濫促使愛因斯坦去尋找那些還保持理性和良知的團體。他常常去看望自己的堂叔魯道夫·愛因斯坦,魯道夫那時和女兒艾爾莎住在柏林。艾爾莎是愛因斯坦自幼就熟悉的,她和丈夫離婚之後帶著兩個女兒來到柏林住在父親家。她是一位招人喜愛的年輕的婦人,舉止溫柔,非常幽默,有許多與愛因斯坦相同的特點和愛好。稍後,1919年,愛因斯坦離婚後,就和艾爾莎結了婚。

  1917年來到了。秋天,偉大的歷史事件在許多學者面前提出了一些他們從來未對自己提出過的問題:他們同誰在一起,他們怎樣對待新的社會制度,他們怎樣設想人類的未來?

  歐洲知識界正發生政治分化,一切都逐漸變得明朗起來,在歷史關頭要有明確的立場。接受還是不接受十月革命,對愛因斯坦來說,是沒有問題的。他在十月革命中看出了在理性和科學的基礎上改造社會的開端。關於列寧,愛因斯坦說過:「像他這樣類型的人,是人類良知的保持者和革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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